前言
我二爷丁振仁，伪满时期曾任敏五村（火烧王屯）甲长；父亲丁家国自年起历任该村民兵连长、任村长、支部书记共计28年。父亲年随我定居北京，经常跟我提及村庄的历史，以及家族的一些故事。如今我已到了不惑之年，经常回忆往事，久而久之，个人认为很有必要梳理一下村史，传之后世。
敏五村（火烧王屯）地处黑龙江省望奎县城东北方向，距离县城25公里。年的中央1号文件明确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村庄合并，至年中国自然村由万个减至万个。年，敏五村与后二村合并后统称后二村。自此，“敏五村”这一名称在官方语境中就不复存在了。作为敏五村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不会忘记这片养育我们的黑土地。在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先辈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繁衍生息。祖辈在这里付出了血与火的代价，父辈在这里洒下辛勤的汗水。这里曾经绿树成荫，五谷丰登；这里曾是古代兵营，清泉奔涌。如今亩土地养育着名勤劳善良、民风淳朴的百姓。当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我们的先辈报名参军，走上战场，奋勇杀敌；和平年代，敏五人投身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为建设美好家园贡献着智慧和力量。这里有我们孩童时代的天真，更有我们浓郁的乡情和牵挂。
如今一百二十五年过去了，无论是坚守村庄的父老乡亲，还是外出务工的青壮劳动力，抑或读书进城的机关干部、公司白领，没有几人知晓“敏五”是怎么来的，“火烧王”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村满族人数量较多，土改、“文革”、我们都经历了什么，我们该走向何方？
梳理村史，见微知著，我们可以沿着历史的足迹，感受村庄的变迁，体味世事沧桑，聆听时代前进的足音。留给子孙后代的一份珍贵史料，是我辈应尽的历史责任。基于此，我几次有梳理村史的冲动，但年代久远，老人们相继去世，查找资料难度太大而未动笔。年3月25日，我打电话给村会计赵广宇说了我的想法，得到他的肯定与鼓励，让我有信心写下去。
本文是我查阅《县志》、《市志》、《寇氏家谱》等大量历史资料，在采访多位村里老人的基础上撰写。本文不是官方史志，体例未采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篇章撰写，而是以时间和重要历史事件为主线。为缩短篇幅，一些历史背景介绍，在文后以注释的方式体现。鉴于资料有限以及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准确性存疑等因素，对于某些历史细节以及事件客观性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有新的可靠资料，再予以更正。
正文
一．开荒占草靠山王
敏五村，位于黑龙江省望奎县厢白乡东北9公里，南临穆家店，北有唐秀屯，西边是惠五村，东接信五后村。地里位置位于北纬46゜58’69”;东京゜42’71”，海拔高度-米。
此地周朝以前为肃慎地，肃慎是中国古代东北民族，是现代满族的祖先。战国为貉地；汉属秽地；后汉三国时为扶余的属地；隋唐归属黑水靺鞨（mòhe)，靺鞨是中国古代民族名,自古生息繁衍在东北地区,也是满族的先祖。辽为女真的属地；金为上京会宁府管辖；元为斡赤斤分地；明为奴儿干都司统辖。公元年，清朝统一蒙古以后，此地被封禁为满人的围场。
光绪二十三年（年）清政府正式全面开始奏卖准放，当时今天的望奎叫双龙城，放荒之地属于通肯段，以划井出放而得名“井子荒”（亦称五井子）；划井顺序自东向西大致为恭、宽、信、敏、惠等，南北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后来又有所调整。我们经常听说的恭六、宽四、惠七、信五后、厢兰三等地名，都是来源于此。望奎当时叫大五井子，“敏五”是后来的简称，以划井放荒而得名“敏字五井”。
今天的敏五村，最初是寇氏祖先寇来顺从清政府购得“垦荒票”，于年带领四个儿子寇文英、寇文秀、寇文良、寇文凤闯关东来到此地跑马占荒。寇胜华的爷爷寇德明是来到此地当年生人。
那时候，关东树木狼林，野兽出没，还有土匪袭扰，人少是难以生存的。因寇家与王自福家族（今王琦、王文忠、王文生、王影支系）是姻亲，所以王家与寇家一起来到此地开荒。当时村子没名字，老王家盖了几间房子，后来人们习惯上就叫此地“靠山王屯”。
马氏家族（马玉宝、马玉深、马玉春、马玉才、马应秀、马常贤支系）系辽宁省凤城满族自治乡（今凤城县），与老寇家是一个村庄（寇半沟），又是表亲，马世春、马世海、马世江、马世河跟随寇氏家族一起到此垦荒求生。
马世河之子马玉身（-）民国时期毕业于哈尔滨市 中学，精通英语、日语，年考取奉天满洲医科大学（日本人办校），即今天的中国医科大学沈阳校区。满洲医科大学是中国东北地区在民国时期水平 的高等医学院校，甚至在全日本及满洲的医学院校排名中也能跻身前五名。
（马玉身毕业证）
马玉身在校期间专攻内科、儿科，年获医学学士学位，又去北平师从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求教伤寒病理。年医院，年4医院担任医务主任，5医院副院长、院长，同时任望奎县政协主席、黑龙江省政协委员，6年于北京中南海受毛主席和中央主要领导的接见。
（下数第二排左一为马玉身6年毛主席接见）
靠山王屯前期原住民就这三个家族，其中寇氏家族在村西部居住、马氏家族在村中部种地，王氏家族在村东部发展。
从卫星地图可以清晰的看出，周边村屯都是坐北朝南，只有我们村是东南向。这是因为当初选址的时候有个说法，庙门是南北向，民房应当与寺庙有所区别，选择东南向，以便 时间迎接早上的太阳，所以整个村庄是面对朝阳的方向。
光绪三十四年（年）将双龙城改为望奎镇，属海伦府辖地；满族人高贤于当年在今惠七镇创建高贤酒厂，故此地得名“高贤”。当时敏五村归高贤（十区）管辖。民国五年（年）设置望奎设治局；民国十八年（年2月15日）县政权改称“望奎县政府”。
二．移民涌入火烧王
在王、寇两家开荒占草之后，陆续有辽宁、山东移民来到此地，但大多是辽宁各地满人移民过来，故我们存满族人居多，约占总人口数的60%。因靠山王土地是寇、王、马三家跑马占荒，后来移民只能做“买山户”，即买寇、王、马三家的土地。从开荒占草，到民国十九年（年），敏字五井户，人口共计口。
期间，陆续移民靠山王屯的有：
李家：李泽民、李庭枝、李庭禄支系；
汪家：汪立德、汪立信、汪立才、汪立友，汪学孔、汪胜德、汪胜名支系；
白家：白祥圣、白英和、白英林（给刘咸一当过警卫员）白长江支系（大约年）；
段家：段永志（后居河北保定）、段文海、段文江支系（早年在原吉林省怀德县崔家店迁居此地，大约-年从唐秀搬进进火烧王）；
宁家：宁福山、宁贵林、宁贵芳、宁连科支系；
孙家：孙有富家族；
高家：高德贵、高连葛、高强家族；
张家：张举、张振廷、张鹏家族；
王家：王启圣、王林、王文、王金、王福、王振山、王振铎家族；村西头田万友、田万昌家族，杜英华家族，是跟王启圣、王福家族一起，都是从辽宁开源来的；
丁家：丁玉玺、丁振友、丁振仁、丁振义、丁家荣、丁家国家族（年）从今吉林省公主岭市玻璃城子镇后獾子洞移民此地。
………
李泽民父亲李启原，原来住今望奎县卫星镇，最初来靠山王屯开大车店，后来买老王家地逐渐发展起来。到年土改斗争，李泽民是敏五 的地主。汪、白、段、宁、孙、张家族后来都购置大量土地。陆续移民靠山王屯的其他家族，大多是给上面这几家干儿活；王启圣家族是给白祥圣家“傍青”8垧，后来自家3垧地（定了个富农成分）；丁家给段家、汪家干活儿。
寇、王两家开垦的土地划片出售，后来结合方向、地势、及所有人，逐步有了名字，例如“西小漂儿”、“老申家条统”、“大南岗”、“小南岗”、“东北古城”、“张举坟茔”等。东北古城的由来是因公元年金兀术部队在此屯兵而得名，后来在耕地时发现古代弓箭等兵器可以佐证。现在那里有一片松树，已经成为村里的公墓之一。据说这 剩下的成片松树林地在年打算采伐，后来被村民阻止。
到年靠山王已经成为人口较多、规模较大的村庄。村周围有护城河，老段家还修了“响窑”。这些情况都说明，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那个动荡的年代，靠山王屯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农业经济发展的很好，在周边村落享有较高地位。当时唐秀屯、李广友屯都归靠山王屯管。
年“9.18”事变以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我们村遭受一次重大劫难。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习惯上称“八年抗战”，实际上自年“9.18”事变至年8月15日伪满洲国垮台日本投降，东北整整被日本人占领了十四年。这期间，东北的地方武装、“胡子”、抗联、国共地下武装等，都是抗日队伍。所谓“胡子”即是土匪，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也是爱国抗日的，但终究不能完全脱离匪气。年我们靠山王屯就遭到了李天德、李元吉“绺子”的武装攻击，损失惨重。
李天德原系马占山部下，因枪法精良，人称“打一面”；日军占领黑龙江后，李天德随队伍撤到内蒙古开鲁、天山等地，与马占山失去了联系后坚持抗战，升任抗联三军四师三十二团团长，李元吉是副官。
年11月20日（农历十月廿五），李部临时驻扎穆家店。当时穆家店大户人家有穆家、栗家、赵家、关家，李部指挥所设在栗家大院。因当时李部后勤官认识赵喜荣的儿子赵永祥（敏五徐文家的姑父），所以指派赵喜荣夫人给李部指挥所做饭，这样比较安全。赵喜荣是前清军人，当时在栗家大院护院。李部派栗文汉（栗宪君太爷辈份、栗玉振老师的伯父）到敏五接洽，要求借道通过。因为兵荒马乱，经常有土匪出没，靠山王屯几家大户出钱组建了人的“大刀会”。
栗文汉到老段家说明来意后，寇法师（高家围子的，在敏五训练大刀会，后来据说逃亡印度）主张不让过。寇法师说：“我们靠山王屯男女老少自己都会吃，你们要是打进来今天这里就是阴家，打不进来就别想吃”，这种态度惹怒了李天德、李元吉。于是，对靠山王发动了武装攻击。当时赵永祥结婚不到半年，火烧王次年，即年赵福庆出生。因此，年11月20日这个时间点是准确无误的。
李元吉的部队武器装备肯定远胜于“大刀会”的冷兵器，他们可不相信什么“刀枪不入”，于是调部队攻打靠山王屯。李元吉部队兵分三路，一个连队由孟连长带领自西北方向向东延伸，堵住靠山王北门（老四队场院的位置）；一路从“西小漂儿”向东，从老杜家大桥正面攻击西门；一路从南面向东延伸，堵截南门（今付文秀房子南面），火力向东门延伸。
“胡子”首先从西门进行佯攻，然后掉头向西逃跑。靠山王护城壕内的“大刀会”喝了法师给写的“护身符”之后（实际上就是法师用黄纸给写几个字画个奇怪的图，点着黄纸仍在酒碗里，把酒和纸灰一并喝下），还真的以为自己刀枪不入，从西门冲出去，杀声震天。当“大刀会”正好追击到“西小漂儿”下坡儿 点时，李元吉部队已经跑到张举坟茔，居高临下，开始杀回马枪，“大刀会”被打的哭爹喊娘，仓皇撤退。李元吉部队没费什么劲，直接杀进村庄，把沿途房子都点火烧了，妇女儿童基本没有打，见到青壮年就开枪，见到男性老人就给扔火堆里（说是法师）， 攻打老段家“响窑”遇到很大阻力。村民从北门逃跑，村北的部队又开始堵截，打死了很多人。老段家死了四口，段文富的爷爷、十一老头、六老头（不是段六爷）、四老头。丁振仁从北门逃跑时躲在玉米杆垛，一根手指被流弹打断，汪立才从北门跑出去被打死了。后来那位孟连长听到了妇女儿童的哀号，判断逃跑的不是“大刀会”，于是停止开枪才避免了更大伤亡，剩下的村民都进了老段家的“响窑”躲避。战斗从下午两点持续到午夜， 就剩“响窑”没有攻破。期间个别人的抵抗也是比较英勇的，苏德文的父亲绰号“苏小舀子”、姜玉林（姜国峰父亲）都是炮手，他们一直在“响窑”的炮楼坚守；李福金一支钢枪支持到半夜。敌人正面攻击部队的号兵躲在今徐景田三间房东侧的烟囱桥后吹冲锋号，李福金在米以外喊话：“号吹的挺响，露个头儿我看看”，号兵一露头儿，被李福金一枪干掉，李元吉部队曾一度不敢正面攻击。以上几位都是平时打猎练就的好枪法，在村庄受到攻击时同仇敌忾，挺身而出。西头关振才的姐夫姓赵，在窑里一伸枪就被打死了，为保护村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是何福海出面跟李元吉和谈，部队半夜进老段家窑准备吃饭。就在此时，信五后的“大刀会”五十余人从东门杀进村来支援靠山王，又被李元吉部队给打跑了。
这一仗相当惨烈，几天后老百姓返回，看到狗在路边啃死人大腿，尸体用马车往出拉。“大刀会”不仅没有保护老百姓，反倒给村民惹来杀身之祸，全村死了多人，房屋尽烧，只剩下老段家的响窑、老王家的九间房、和今天徐井田的老房子。 ，是大地主李广友出粮食，在敏五村开了近一年的“粥锅”免费给老百姓喝粥，直到次年秋收。
因为他们是抗联，把老百姓村子给烧了还打死多人，所以这段历史在《县志》中也不好意思记载。
自此，人们习惯上就把靠山王屯改成“火烧王屯”了。直到今天，在军事地图上，这里还是“火烧王屯”。
三．日占时期满洲国
日占时期，又称伪满时期，即日本人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成立满洲国，定都新京（今长春），实际上是由日本人统治。本文使用“日占时期”的表述。
年6月4日张作霖死后，其子张学良（小六子）任东北保安司令，人称“少帅”。年“9.18”之后，他虽手握雄兵35万，但一枪未放撤到关内。东北军逃跑之后，这块万平方公里（东三省、热河）的满清王朝发迹之地被日本人占领，万东北人民沦为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之下。当时，日本鬼子在绥化有个大队，实际上就九个人，有情况临时从绥化、海伦调兵。望奎县大多时间就一个日本人常驻，日常工作主要利用二儿鬼子（伪军）统治老百姓。实际上“9.18”事变以后，就百姓的生活而言，望奎辖区总体来讲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火烧王”一战是被中国人打的，后来也的确休养生息了多年才缓过来，毕竟全村房子没剩下几间。
日占时期，赵文志家族从辽宁省岫岩县大营子公社移民敏字五井，给地主家干活儿。夏天铲地，东家舍不得把大酱给伙计吃，伙计们就把年糕搓成条儿扔进酱缸里。东家后来看到了，以为有人向酱缸里拉屎也没吱声，就把大酱给伙计吃了。李同、李生仁家都是投奔赵家人来到敏字五井。
年11月2日伪满洲国颁布《主要粮谷统制法》，日本人来敏字五井“缴粮谷”（实际上也不是日本人而是二鬼子）。某村民与日本人合作，事先约好的暗号，“缴粮谷”到哪家，只要他拿烟袋锅儿敲炕沿儿,老百姓就会挨打，此人后来年斗争时被枪毙。
寇德恒是在齐齐哈尔学的日语，当时是日军二等翻译。他大都翻译好事儿，在日本人面前帮老百姓打马虎眼，保护了很多人。后来土改斗争的时候，寇德恒没有受太大冲击，老百姓都保护他。
年5月5日23时许，绥化地区发生六级地震，地裂严重，火烧王没有大的伤亡。日占时期，王福（王猛的爷爷）、丁振义（我爷爷）、杨贵（杨辉的爷爷）等很多当时的年轻人都出民工，在北安、龙镇给日本人修机场。听老人说，当时日本人对劳工还可以，一天三顿大米干饭，8小时倒班，每月给10元金票（日伪货币）。最坏的还是中国人，那些工头儿和翻译官都不是好东西。日本人走了，就给劳工吃稀粥；日本人白天发钱，晚上工头儿就组织劳工开会，编各种理由，不是这个队长生孩子就是那个大佐过生日，让大家出份子，实际上就是工头儿把钱收回去装进自己腰包，要是不给以后就可能在工地上挨打。后来段永志、丁振义提前听说日本人快完蛋了，偷偷准备干粮逃跑，步行七天从北安走到家。
年日本人投降，有一支汤恩伯部队一位姓谭的团长来敏字五井招兵，姜玉昌、马英志、那志军、韩树楼等人参军。
四.土改斗争血与火的悲剧
二战后期，根据雅尔塔体制确定的基本原则，年8月苏联军队进军中国东北。面对万苏联红军的排山倒海之势，日军防线土崩瓦解。
苏军取得胜利之后，不仅发行“苏联红军司令部”货币掠夺东北人民，还分解大量机器设备运回国内，原“北黑线”铁路.9公里的钢轨全部拆除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运回苏联，东北在日占时期建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遭到严重破坏。
日本人投降以后，东北地区是国共两党的必争之地，苏联红军实际上把东北的胜利果实移交给中国共产党。我党随即从山东、江苏等地调遣十万人向东北挺进。年1月1日，望奎县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当时全县户，93人，户均6.5人。年6月4日，望奎县土改工作进入分青苗阶段。夏天铲地时就开始分青苗，但是没分动。在老百姓的观念形态中，很多地主的财产也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几代人积累的财富，而且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允许的。个别胆大的贫雇农也有按照上面精神“分到”青苗，地主也没敢阻止，因为当时谁也无法判断接下来的形势向哪个方向发展。人就是这样，在历史大潮面前有时候你很难判断什么是对错。年的冬天土改工作队真的来了，那年的雪特别大。工作队是望奎县里派来的三个人：石克政委（据说是延安干部）、徐云鹏、赵刚（女）。进入村屯后，在村民中挑选骨干组织成立农会。前期是宣传鼓动，摸底排查，搜集材料，以各种形式告诉农民是地主剥削他们，然后对地主、富农进行清算斗争。到春节前就开始抓人，关押地点就在汪家大院儿东厢房。当时敏五农会骨干是李德玉，蔡运X、老曹头儿（具体名字待考），后期是赵德宗、杜百权。工作组在原老汪家大院办公，大院东西两侧都有厢房，后来是供销社所在位置，西厢房五间在上世纪90年代倒塌；东厢房五间，南面两间是农会办公室，北侧三间是临时“监狱”，东厢房南侧有一眼大井。
那个时候没有法律程序，上面文件精神确定基本原则，石克是八区、九区、十区（高贤）工作队总负责人，在他的主导下，农会组织老百姓评选、指认、凑材料，根据土地和浮财的数量定成分。有的大户人家后来主事的人抽大烟，没钱了就卖地，到年土改时家财所剩无几，在运动中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后来移民火烧王的几个家族因吃苦耐劳，攒了很多土地、房屋、浮财，在土改斗争时受到的冲击很大。定完成分就进行批斗，说枪毙谁，大家一举手、一起哄也就枪毙了。实际上根本不问是非，也出现了“有怨报怨、有仇报仇”的情况，搞的特别“左”。
敏五村当时被枪毙的有：
1.宁家
年土改清算，宁福山、宁贵芳、宁贵林都被抓了，宁家主要是有一条人命。当时李洪文、赵文志是民兵，负责看守，赵文志还偷偷从自己家里拿大饼子给宁家人吃。审讯数日，斗争对象都没少遭罪，受苦最多的是宁家三口， 都枪毙了。本来工作队实际上不想枪毙宁贵芳，但是严刑拷打之下宁贵芳自己绝望了。那几天经常是赵文志值班，有一次赵文志负责看守宁贵芳上厕所，宁问了一句：“怎么这几天都是你值班啊？”后来赵文志回忆，宁贵芳问那句话的意思是他已经准备 ，因为赵文志给他拿过大饼子吃，他不想牵连赵文志。 ，宁贵芳在一次上厕所时跳进了东厢房南侧的大井里 。当年冬天很冷，井壁结了很厚的冰层，宁贵芳跳下去被冰层卡住，后被救了上来。农会经过研究认为，既然他 就成全他吧，第二天就给毙了。宁贵海当时年龄小，又随母亲移居伊春美溪，没有受到冲击。
2.汪家：老汪头（80多岁，名字待考证），因工作队去家里起获浮财，老人家从炕沿下面拿出一根铁钎子对抗， 被枪毙；汪立信因为眼睛大，外号“二大白眼”，平时看人就像对你不满意一样，又因脾气不好得罪了一些人， 也被枪毙。
3.张家：张举，也没干什么坏事，因伪满时期当过甲长（村长），以伪官吏罪名枪毙；
4.高家：高家老辈高老客儿人品不错，对伙计也比较好；高德贵跟张举一样当过甲长，据说也有一些民愤，被枪毙；
5.孙家：孙继仙；
6.刘家：刘凤佩；
因清算老寇家姑爷张佩成，工作队干部石克政委不同意，因为石克和张佩成原来是一个村的发小儿，关会长和刘凤佩不服就去了。后因张佩成在灵山也有地，被灵山拉去斗争，结果把张佩成用马给活生生拖死了，石克把账算在关会长和刘凤佩头上，他俩还当过伪满警察，就都毙了。这俩人在斗争中是由红变黑。
7.李广友屯：李广友屯和唐秀屯当时归敏五工作队管，李延春，李延国，还有李延春父亲，枪毙三口人。李广友的儿子李延英家在哈尔滨有财产，寇双臣和高村长高永青（绰号“高瞎子”、“高三爷”）去清算，被李彦英领到秋林公司，转几个弯儿李彦英就跑了；寇双臣和高村长回来后被怀疑故意把李彦英放跑了，还受到了审查。
8.唐秀屯：地主老刘家毙了一个（名字待考证）
当时三个刑场，四队原李臣家东侧大壕沟；西门外小庙儿，老宁家三口在那枪毙；五队机站往北的路东，就原来那个茅道儿上。
死刑由大李财执行，关振发（关振才哥哥）只打一枪，李财后来也没发财，晚年病死，生活凄惨。那时候枪毙也没有钢枪，就用洋炮，装上耕地用的生铁犁滑砸成铁渣子。宁福山是白贵生用爆绳绑起来用马拖到小庙儿，被村民打死后扔壕沟。半夜宁福山缓过来在壕沟爬很长一段，因棉裤被人扒掉 冻死了。李延春当时一枪没死，大李财用马爬犁架子的木头杠子生生给打死了。枪毙张举的时候，他叔叔绰号“张六猴子”给工作队下跪，说我五嫂就这一个儿子，枪下留人。工作队说：“把他也拉过来毙了”，张六猴子吓得赶紧往家跑。枪毙地主时，“罪犯”都告诉李财多装点火药，走的痛快。孙继仙一枪没打死，回头对李财喊“老乡饶命”，李财继续装填火药补了六枪。
刘玉东、刘启东的父亲刘兴华是傅作义部队的一个营长，当时回敏五老家探亲，据讲是老夫人说：“我结婚礼服苍蝇落上都劈叉”，后被村民高某举报到县大队。刘到案后如实说明情况，但当时国共是敌对状态， 枪毙。“文革”移风易俗起坟时镣子在脚上戴着。因为害怕受牵连，刘玉东把他父亲留下的个人物品、证件都烧了，也没能找个说法。
枪毙之前，家里给送上一顿好饭就算上路了。首先枪毙的是孙继仙和老汪头、高德贵；第二批是汪立信和宁家三口；关会长、刘凤佩、张举一起在机站北面枪毙的。关会长枪毙时穿长衫、皮鞋，他说我先上路，刘凤佩眼睛不好我给他带路。现在想想，这些人面对死亡是多么“大义凛然”。
村民田某当时是积极分子，去刘洪江屯斗争时，往地主家女人鼻子灌辣椒水，用鞭子抽人家乳房，目的从她们嘴里挖出浮财。
李泽民虽然是敏五 的地主，但在抓人的前一天主动去工作队谈话。也许是人家见过世面自己作出了准确的判断，也可能是工作队给他泄露了消息，李泽民连夜逃跑。当时，李泽民跟高德贵、张举关系很好，还劝他俩一起离开。高说：“不欠谁人命，国民党就在松花江南，共产党长不了”，所以就没走， 被枪毙。多年以后，据说有人在沈阳见过李泽民但李本人不承认，是否为真事儿，现在已经无法考证。
马氏家族马玉宝也被抓了，当时马玉身在望奎县担任“中西医药联合会”主席，回敏五把马玉宝带走，才免遭一劫。
后来，农会骨干成员变成赵德宗（赵德恒近支）、寇双臣。赵德宗于望奎县水利局退休，寇双臣建国后在望奎县富源乡当过党委书记。
工作队计划还要枪毙的有：白祥友（地主），徐自宽（伪满警察）、赵青宝、姜玉昌、刘振江（刘文举的父亲）、刘春荣、汪立友、刘凤柱、马玉才、张玉深（张扒皮）等十人。当时纪长文（徐自宽连筋儿，穆家店东沟子人）是区公所通信员，因为亲属关系，起早骑大白马到敏五村送文件，上面要纠正“左”的错误不让再杀人了,这十个人算是得救了。
丁振仁跟张举一样也在火烧王屯当过甲长。土改斗争时期，敏五农会本打算去海伦把他接回来斗争，听老人讲是因为赵德宗当农会会长，有亲属关系， 不了了之。
截至年2月16日县委召开“全县土地改革工作总结会议”，全县斗争地主、反动富农、土豪、恶霸户，惩处人，挖取浮财29亿（东北币），没收土地公顷。
这就是年末--年初那段历史，与电影《暴风骤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残酷的镇压另一个阶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几千年王朝更替的暴力革命，让无数人丧失了生命，社会财富消耗巨大。敏五人应当反思土改斗争的历史，其实绝大部分地主、伪官吏都不是罪大恶极，即便有些人平时对伙计刻薄一点但也罪不至死。社会制度的变革，分财产无可厚非，但杀人没有必要。尤其是火烧王之后，李广友家族开粥锅救了敏字五井多百姓，后来斗争的时候把李家毙了三口人，这实在是不应该。当时如果像保护寇德恒那样保护一下李家兄弟，也许不会冤死。
斗争清算之后，地主家族的财产包括房子、土地、浮财，甚至连炕席都不放过。把地主家的财产搜刮出来摆在大街上专人看管，由农会干部给分配。中农回自己家，地主净身出户， 分最破的房子。有的地主家后来没有炕席就铺麦杆儿，甚至一家人穿一条裤子。
分地的原则是军烈属优先，口号是“分地分岗地，分马分胖的”。白风阁那个年代是红人，分地分的 ，村里还派人代耕。地主富农分地都不好。
斗争清算农民得到了土地，上面就开始动员征兵，以对付松花江南的国民党军。敏五村参军的有谢福深、赵德富、马英春、马英禄、马英志、马忠贤、徐景福，赵青云、王少军、齐恩贵、段永志、高德海，文立斌，白凤臣，王国喜，王国胜，关明？（关明友哥哥）、肖德方、寇双玉、寇双金、寇双波、寇双星（解放战争牺牲）等；都是从十区高贤走的，这些人都参加了解放战争。马英春、马英禄、马英志、马忠贤、赵德富（湖南掉队）、肖德方、寇双波等跟随第四野战军 纵队（三十八军）从松花江畔一路过山海关，虽枪林弹雨但势如破竹，打到滇越边境，从东北到大西南横扫中国，后挥师湘西剿匪。0年 爆发，他们又随四野第十三兵团北上，入朝作战。
马英春3年复原；马英志在 中负伤3年复原，安置在高贤镇当公安助理，后自己不干了，回家种田；马英禄于三十八军转业留在石家庄；马忠贤复原后于望奎县农工部工作，年任望奎县厢白卫生院院长，年退休，现年89岁，于望奎县安度晚年；段永志于三十八军转业，留在保定安度晚年。
五．新中国成立政治运动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敏五村的 个村长是高永青（高德仁叔叔），后来蔡运X、关宝臣、温宝贵先后当过村长。
0年 爆发，由于前线战事吃紧，加紧了在东北地区的征兵（当时叫扩兵）工作。村委会把一些适龄青年召集到大队北炕，动员参军。当时把火炕烧的很热，很多人 坐不住了就活动一下。这一活动就说你很踊跃，就算报名参军了，实际上是屁股烫的受不了。
当时参军的有：于连江、马英志、杜英华、周成信、周成礼（牺牲）、李万库（牺牲）、卢xx（哥俩都牺牲）、杨成栋（哥俩）、张金奎、那志军、那景春、韩福奎（韩江大爷）、关明友哥哥、王国志（牺牲）、王文和（没过江），肖德方、蒋士英、段永志、赵玉德等等。参军入伍的战士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送县里武装部，集训几天就送上前线，高德山在县里装病泡蘑菇没去。后来李万库在朝鲜战场牺牲时，杜英华是眼看着他烧死的，跑到周成信身边说李万库死了，周成信马上告诉杜英华卧倒，否则他也死了。牺牲后，上面又敲锣打鼓的给家里送“喜报”。1年1月1日，县政府号召社会各界支援抗美援朝，动员捐献，敏五村卢德宗捐献粮食最多。
2年7月5日15时，望奎县遭冰雹袭击1小时，严重地块冰雹覆盖20公分，敏五村没有伤亡记录。据张金芳老人介绍，当时他在十区高贤读书，当地有人被冰雹砸死。
敏五村年光复时有一个类似供销社的机构，李德欣是负责人，但规模不大货品很少。3年开始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农民集体集资扩大供销社规模，因此供销社属于集体财产。供销社除了零售商品之外，还收购鸡蛋、大鹅、废铜烂铁、干菜等农产品等，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家后来在供销社西院住，印象中供销社杀白条鹅，鹅头、鹅掌都剁下来扔了，在今天看来那都是好东西了。
6年2月1日全县开始成立农业高级社运动，温宝贵当了 任党支部书记（以前都叫村长）。7年下半年关德恩继任党支部书记，关宝臣调公社工作，后派往齐齐哈尔带民工。后期肖德山去代工，把关宝臣换回来，关一气之下病死。7年，一批“右派”份子被下放到敏五村，他们成立剧团，张文华任团长，马英超任导演，后来这批“右派”两年后就调走了。
8年10月开始各生产队成立大食堂。老百姓早上排队去食堂打饭，主食玉米大碴粥，副菜一般是萝卜、白菜、土豆、小豆腐。生产队干活儿都是统一敲钟吃饭，然后上工。大食堂众口难调，浪费严重，后期吃的也不好，老百姓怨气很大，所以一年就黄了。
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各生产队建设土高炉，老百姓家跟铁有关的东西都那去炼钢，甚至门鼻子都不放过。 炼出来的都是不能用的废铁渣，造成极大浪费。农业方面，号召全村男女老少捡粪；用人拉车往山上送粪，当时的口号是“家土换山土，一亩换一亩”、“冰雪搬家”、“过长江跨黄河，争取亩产五百二”。在这样的口号忽悠之下，老柴火垛、旧房框、路边泥坑都被翻了好几遍。
因为大跃进浮夸风，上面认为粮食多的没地方放，就提高征购粮任务标准，实际上农民没有那么多粮食。各级政府把粮食产量的牛皮吹上天了，但粮食任务却没法完成， 就派干部到下面来搜粮食，敏五村工作队徐某某甚至到村民家里，把手插进油坛子检查是否藏粮食。白风阁连夜把粮食藏在新坨的土坯垛中间，后来还是被发现。在年还宣传说“勒紧裤腰带还苏联外债”，号召每口人留下五斤粮食。实际上，所谓还苏联债务，75%是新疆富蕴县的“三号矿坑”完成的。后来老百姓没粮食吃，上面说是“三年自然灾害”，今天查气象资料，那三年不仅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反而风调雨顺。年7月9日，县委批转福利委员会“关于对野菜几种吃法的报告”。老百姓没粮食吃，上面发明很多代食品，所谓“沁姆菜的标准，苞米瓤子代食品”，就是把苞米瓤子粉碎炒熟代替食品，吃完之后便秘。医院看病，医生给开的药方就是“一斤白糖、二斤黄豆”，实际上就是营养不良导致的各种疾病。在这个问题上，敏五人应该感谢关德恩书记。当年收缴粮食时，他对老百姓私藏粮食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多农民把粮食藏在炕洞里，村干部帮助农民在乡干部面前打马虎眼。 的十二车粮食，关书记在西门外给截住没让拉走，他跟公社干部说：“敏五就剩下这点粮食了，都拉走了，全村男女老少就得饿死”，这算是救了敏五人。当时全国饿死很多人，敏五村没饿死一个人。
年到年“社教时期”，生产队每天晚上都有活动，组织大家忆苦思甜。
一队王海艺奶奶上台说：“旧社会苦啊，给地主扛活都吃豆包儿、炒黄豆”；队长说：“你赶紧下去吧”。因为当时人们吃不饱饭，老太太却说地主给吃豆包儿，这明显与运动主题不符，发言就被阻止了。
实际上从年代开始物资紧张，买什么都要票儿，有粮票、布票、肉票，李臣父亲李景新当供销社经理时期，由于国家经济困难，每季度每人才供八两油。
建国以前到五十年代初，敏五村没有固定的卫生保健机构，都是一些乡村游医。3年前后敏五村成立联合诊所，位置在老栗家大壕沟西侧三间房，由乡卫生院调配医生坐堂，统一发工资。最早大夫有何明久、付宝生（后敏五人）、杨海峰、关品一、侯里、张国贵、王石（杜景学舅舅）等。丁科（丁家花）任调剂员，姜国锋年从部队转业回乡到卫生所上班，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发展成为个人诊所。2年，中央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卫生所再次改革调整，后来姜国丰搬到县城，王淑岩继续坚守。敏五村的卫生所历任大夫抢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仅姜国峰抢救的服毒患者就超过百人，敏五村大多数孩子是王淑岩接生的。在交通不便的年代，卫生所的存在延续了很多人的生命。当时敏五村的兽医是关宝财，每年负责给家禽、生猪防疫。
六．“文革”时期大批判
年5月16日“文革”爆发，当时支部书记也是关德恩。学校老师有金常生、徐贵林、于德恩、金安才、王志革、汪胜明、寇秀英，纪伟坤、王国英、张喜文、张玉深等。“文革”期间的敏五村，就是现实板的电影《芙蓉镇》。
年开始，学校、生产队都要排练歌颂“文革”的节目，跳“忠字舞”，宣传毛泽东思想。老太太南腔北调的唱《东方红》，闹了很多笑话。张金方母亲上台说：“祝通红通红的红月亮毛主席万岁”，引起哄堂大笑。四队社员在西大岗铲地，杨春芳当民兵连长，休息时号召大家拿锄头到地头儿练刺杀。大时代之下，随帮唱影，不那么干不行，就连林副统帅私下都说：“谁说真话谁倒霉”。周成仁忆苦思甜，就说老周家这些事儿。当时村委会在老学校后趟房西边第二个教室办了展览室，里面贴的都是老周家在旧社会如何被地主剥削、迫害的画报，赵书坤、周绍芬当解说员。
马玉身“文革”期间被打成望奎县三大“走资派”之一，挂牌劳动，医院送水，“文革”后给予平反，毕生致力于望奎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其一生行医，不论贫富，不分贵贱，一视同仁，晚年胃癌手术后仍坚持工作。年于望奎故去，享年74岁。马玉身之女马桂清5年东北林学院毕业，后任东北林业大学教授（高级工程师），现年85岁于哈尔滨安度晚年。
（晚年马玉身）
“文革”期间，因侯大夫私自卖药，从关德恩书记到周绍祥书记，都不让侯大夫上班，侯大夫就经常步行到乡里、县里告状。后来周绍祥离任党支部书记，可能也于此有关。关于周绍祥，敏五村民对他的评价很复杂，据说其工作能力强，材料写的好，村里的“混子”都怕他，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曾经在黑河市西峰山乡政府周绍祥的办公室进行一次长谈。
“文革”期间全县成立个造反团组织，6.98万人参加，先后名干部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揪斗批判。年2月17日，“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夺取了望奎县党、政、文、财一切大权。公社“红旗小教造反派”想要对敏五供销社进行夺权。当时供销社经理是李景新，后来大队李焕章主任（李芳父亲）说：“那么多账目，那么多货，你们夺权整乱套怎么办，就是给我戴高帽游街，我也不同意夺权”，就这样“造反派”向供销社夺权被李焕章阻止。
王志革老师是很有才的一位知识分子，他组织了“拉下马造反团”，成员有于德恩、高永青等。敏五村的 张大字报是年王志革老师写的。内容是：“水潜养大鳖，庙小能藏妖，起来捉妖”。大字报被贴在供销社西边值班室的门上，剑指当时的村党支部、村委会成员关德恩、李焕章、张金芳，号召敏五老百姓赶紧“起来降妖”。后来全乡“造反派”到敏五村开现场会，“红旗小教造反团”发现了这张大字报。因为供销社值班室房间内挂有毛泽东、林彪的照片，其他造反派就指责王志革等是针对毛主席和林副统帅，就把王志革老师从学校揪出来批斗，后来大队就把几个参与写大字报的老师都拿下，并进行批斗。当时挨斗的老师有：张玉深、金安才、金常生、王志革。张玉深老师外号“张扒皮”，是旧知识分子，日占时期配合日伪人员“缴粮谷”，年斗争清算的时候就差点给枪毙。建国后继续在学校教书，“文革”时期被揭发批斗，戴高帽游街示众也没少遭罪。其他老师也因为“臭老九”的头衔儿而被批斗游街。
“文革”时期，年斗争没有被枪毙的地主又再次被拉出来批斗，现在看是极不公平的，甚至是故意整人。这些地主后代经历过年的斗争之后，见人就说好听话，在村里说话都不敢出大气儿，本来活的就够憋屈的了。有的家庭怕惹事，都教育孩子出门不许说话。挖防空洞等苦活累活都让地主这些后代去干，然而走在大街上随便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就能把人家叫住，让背毛主席语录然后才放行，那实在是欺负人。宁连科就是被村里派去给高小玉修房子，后来山墙倒塌给砸死了。赵连科家原来在辽宁是地主成分，到敏五之后没人知道，后来被村干部派员到辽宁给调查清楚了，回来就批斗赵连科，天天游街。赵连科戴高帽，脖子上挂大牌子，每到一个地方就要自己说：“我叫赵连科，隐瞒成分六年多”。期间，辽宁省岫岩县一工作组来敏五村外调，根据他们掌握的材料，从辽宁移居敏五村的李姓兄弟当年出卖了抗联英雄邓铁梅。后来在老申家条统把那位李姓逝者的坟墓挖开，证明该人已经去世此事才算了解。如果那位李姓先生当年没死，被拉回去一定会判死刑。
李子章因为文笔好，经常帮别人写材料告状，被打成“坏分子”挨批斗。张文华毛笔字写得好，每到过年去求他写对联的村民络绎不绝，就因为早年是国民党党员，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挨批斗。赵德富、蒋士毅因为管不好自己的嘴，总和领导讲理扛上，被打成“坏分子”批斗，戴高帽和牌子，每天游街几次。徐松林和郭恩昌去东沟子放牛，在雪地里撒尿，为了比谁的尿量大，尿出“X主席”这几个字，现在想想就是年轻人闲扯蛋，结果被查出来批斗。赵广胜本来是很聪明的孩子，因为写反标“打倒X主席”，被县公安局迅速破案，这件事影响了他的一生。实际上那时候他就是个孩子，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汪连军高中时就选上了飞行员，后来因为成分不好没让去，终生遗憾。每到年节，张文华带领“地、富、反、坏、右”份子清扫大街。
“文革”期间村委会挨家扫黄、扫牛鬼蛇神，当时扫黄的含义和现在不一样。实际上就是砸四旧，立四新。好多旧书、家谱、灶王爷、老百姓供的老祖宗都烧掉。付文才当时穿喇叭裤子，公安助理（引振、郭德祥）把裤腿被剪开了，理由是不准穿喇叭裤子，不准留鬼头，这都属于“牛鬼蛇神”的范畴。丁家民就因为长头发，被叫到大队审讯。“文革”期间，村民关洪俊家从白后头请来大神，晚上偷偷跳大神儿。当晚，李焕章和张金芳很晚回家，两人手里各持一支洋炮匣子（火药枪），目的是路上打狗。走到关洪俊家门口听见里面有声音就决定进去看看。一进屋，大神儿就不跳了。李焕章说：“跳，接着跳吧”。大神说：“你们来，神儿吓没了，不跳了”。
年，毛主席提出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所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浩良河知识青年是 批到敏五插队，具体时间不太准确，其中有刘瑞奇、杨化顺、高凤支、李铁军、王明芳、胡淑芳等五十多人。年10月29日，名哈尔滨知青到望奎县插队。来敏五的80名哈尔滨知青是杨贵海去接的，当时给插队知青讲故事说是：“要山有山，要水有水，有山山不高，有水水不深，真乃山清水秀，鱼米之乡”，就把知青给骗来了。初期，知青在生产队吃食堂，后来让他们自己起火做饭。在生产队干农活儿，城市孩子干活根本不行，所以挣不了几个工分，分不到粮食没吃的，日子过的很苦，个别青年也出现了偷鸡摸狗的事情。当时也跟生产队长有关，有的队长对知青好一点。知青回家没钱，杨国军、宋显轮、赵笑天等就三五个人躺在公路上堵车扒车。0年8月份，梁启星带队，宋显轮等几十名知青到敏五村探访第二故乡，事先与丁家国取得联系，当天很多村民男女老少到村口迎接，在周绍江家搞的接待，临走时知青给学校临时捐款元。
年4月4日，全县城乡掀起“忠”字化运动，大搞“三忠于”、“四无限”、“三敬三祝”等个人崇拜活动。各生产队都有宣传站，每天上工要三敬三祝，即“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统帅身体健康”，甚至在家吃饭也要祝。
有一天，关明友（贫协主席）家吃饭之前要求老婆孩子三敬三祝，孩子又着急上学，老伴急了就说：“祝他妈了X，赶紧吃饭”。结果这话被邻居付文宝听见就说出去，邻居经常以此开玩笑。每当有毛主席的 指示，哪怕是半夜，也要敲锣打鼓的宣传，那个年代，连离婚证上面都有 指示。
年7月8日望奎县开始挖防空洞、防空壕，敏五供销社前沿墙涂写“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年9月，付文才从哈尔滨回来说林彪垮台，当时老百姓还不知道“9.13事件”，关德恩书记下令抓捕付文才。后来通过手摇电话询问上级，得知林彪摔死的消息是真的，就没有再批斗付文才。
年2月4日县里召开“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赵文志赴大寨参观学习。回来后给村民讲，以后的生活景象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村民都说“老赵头儿，尽吹牛”，不过几十年后的今天也都实现了。
“文革”期间也有一些好事，例如70年代，赵德一、肖德山、纪伟州当林业队长期间进行大规模植树造林，后来敏五的0亩林地和条统基本都是那个时期种下的，今天已经所剩无几，据说大部分卖给陈志才了。原来村庄四周的防护林都是关宝臣当林业队长时种植。年建砖厂，赵文志当厂长。砖厂给李焕章、关宝财、王振铎烧了三窑砖，赵文志去黑河西峰山开荒建点儿之后砖厂就黄了。年，当时村委会财务状况很好，村委会和各生产队都有存款，公社一次就从村委会提走15万在小三左建了一个猪场。当时在周绍祥的主持下新建了学校校舍，老学校由原来油坊的院子搬迁。后来丁家国任书记期间又在西面接了11间校舍，修建了围墙（如今全部倒塌）。历任校长:张玉深、刘X德、梁庆云、温洪斌（文革期间）、周绍祥、宋广生、杨华。老师有：刘新太、张喜文、张纯、梁庆云、连永德、闫丛和、纪伟坤、寇秀英、金安才、徐贵林、汪胜明、张敏、寇双学、关英芹、赵书坤、郭玉坤、高喜荣、杜景云、吴秀枝、周成友、郑文喜、赵学文、周绍成、周少芬、张锦山，寇胜利、寇胜强、杨华、金岩、赵文斌、赵广春、张明、高静、赵淑艳、李海龙、张琴、段守印、周绍云、于海艳、郭玉文、李英馥、周绍丽、鲍更富、宋志富、王金库、赵学峰等。
上个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毛主席说：“七亿人民七亿兵”，为防止苏修进攻，全国各地组织民兵训练，敏五的民兵连当时丁家国负责。那一代民兵有席成富、徐贵、寇胜华、徐金科等几十人，刘淑环、袁凤华、寇亚杰、张亚丽等女同志射击成绩都很好。
在改革开放之前，敏五最有钱的人家是付文才家，老父亲付金生（付打头）去世给付文才留下多元钱现金；其次是王淑岩的母亲（人称王四婶），据说有多块钱。
对于“文革”中的一些闹剧，那些批斗会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不能简单的说是时代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人为造成的，甚至可以说是个别基层领导出于个人目的在胡搞，他们说斗谁就斗谁。今天的年轻人不理解，那个年代的老百姓为什么那么窝囊，为什么不反抗？实际上，你吃饭的权利被生产队控制着，你敢反抗吗？如果你反抗，不仅自己吃不上饭，全家都跟着遭殃，这就是当时最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
七．改革开放新篇章
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以后，党中央于当年10月16日粉碎“四人帮”，标志“文革”结束。红色年代很多事情让人无法理解，例如林彪昨天还是副统帅，今天就叛国投敌摔死了；再如“四人帮”的革命性是最彻底的，转眼之间就成“反革命集团”了；历史闹剧在政治上的是非不是我们草民能作出判断的。全国范围内，“文革”期间靠“夺权”、“造反”获得权势的人也必然退出历史舞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年赵青库继任村支部书记，期间敏五村在老学校的院内建了油坊，设备从兰西拉回来，后来寇双臣曾经承包过一段时间。年，于庆海（后移居山东荣成）接替赵青库任党支部书记。就在那年，付文才、关宝财各买了一辆金城摩托，当时价值人民币元。当时关宝财的姥爷（老游头）说：“有没有卖小火车的，姆宝才还得买火车呢”。老人是说反话，意思是反对铺张浪费。
敏五村是年分产到户，自此农民的生活开始好转。记得有一年秋收，我和爸爸往家里拉粮食，爸爸跟我说：“现在多好，粮食都拉回自己家，这要是过去都得拉生产队去”。敏五村 户买12马力四轮拖拉机的是王长和（王连群父亲）家。年尚志福任支部书记干到年，因自己盖房子，打报告伐树。当时打报告是杨树，结果伐的是松树。此事被村民举报，尚志福被免职。现在想想，到铁力东山里买点木材也没几个钱，这个事儿不值得。与现在的一些事情比较，那也都是小巫见大巫。
年，我们上小学三年级，我们非常尊敬的班主任老师关英芹生病，后来尚文艺、李英馥老师给我们代课。
敏五村自建村近百年没有国家电网接入。年丁家国上任的 件大事就是办电。为了办电，丁家国、徐金玉、寇胜达、周绍江都付出了很多努力。当时因为集体经济不好，办电 的障碍就是钱的问题。国家没有拨款，一切物资都要靠村集体自筹。当时向很多村民借钱（年利率近30%），纪维国几十年吹喇叭挣的元钱，都是拾元的纸币藏在自家房子的房薄上，为了办电都拿出来了；还有的家庭0元钱埋在炕墙底下的瓷罐里，拿出来的时候都长毛了。东北的冬腊月零下30゜，村干部出去买物资都是坐敞篷四轮拖拉机，好多人脚都冻伤了。所有办电物资、人工当年花了14.7万，那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后来这些财产都无偿的被电业局拿走了，没有给一分钱的补偿。当时冬季施工人扛马拉，好多村民自发的帮助施工队伍抬电线杆子。我清楚的记得，当时蒋士义站在十字街小桥上自言自语：“没想到，敏字五井还能有这步天下”。
年春节，敏五村并网合闸送电，结束了百年无电的历史。丁家国平时是很少喝酒的，敏五村合闸送电那天晚上，与电业局的人喝酒，醉的一塌糊涂。当年，好多家庭买熊猫牌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印象中只有关宝财、李凤学两家买的14英寸夏普彩电（二级品）。我们家是年才买的21英寸金星彩色电视机，一直用到0年光荣退役。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敏五村开始出现外出打工。最早是因卢常荣婆婆家在辽宁海城西柳，20世纪80年代末回去探亲发现西柳服装市场可以打工。白秀芹、郭维秋较早一批去的西柳服装市场，后来于野、徐金举、丁海斌等陆续去西柳务工、经商，规模 的时候多人，每年为敏五老百姓增加了很多收入，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改善。敏五村的很多砖房就是那个时期大规模建设的。同一时期，敏五村小作坊烧酒的农户越来越多，高峰时全村有几十家。那个年代粮食不值钱（今天也不值钱），农民把玉米深加工酿酒能增加收入，我们家还借用寇双学老师家的酒窖酿酒两年。当时县里糖酒专卖局经常来村子骚扰，没收烧酒户的锡锅、拍盖等重要生产设备，实际上也不是禁止你烧，目的就是让你交点钱。
/89年间，东北农村搞“火葬”改革。那个时候搞的很“左”，在乡政府的严令之下，有乡镇干部督办，把已经土葬的尸体挖出来火化的现象不是个案（年7月底，江西省又上演这一幕）。后来乡政府给每个村委会下指标，也就是上面要求这个村当年必须火化多少个，完不成指标对村委会进行罚款。当年给我们村的指标是11个，丁家国在会场就跟乡领导吵起来了，他说：“我们死10个，如果火化9个你罚我们可以；但如果给我11个，我们就死10个咋办，反正我是不死，愿意死你们去死”。后来这个事情也没拧过上边，那罚就罚呗，都是强制的，因为乡政府控制这每年的农业税提留款和农民卖粮款，可以直接扣划。
那个时候，农村的支部书记还是很有权威的，村里谁家丢东西或者有个纠纷都会去找村干部，很多案子就是我爸给破的，也化解了很多纠纷。记得有一次，村东头一位关姓老人，因去莲花磨米，回来丢一袋米让蒋兴和拣到，因此产生矛盾。后来半夜拿着火柴去点人家的麦子垛被蒋家抓获，直接扭送到我们家。我爸爸做了很多工作，批评了关姓老人，把蒋家这边安抚一下，问题就解决了。在今天看来那都涉嫌放火罪了，但在当时就这么消化掉了。那几年，几乎每年冬天都会有火灾，不是柴火垛烧了，就是房子着了。每当发生火灾，我爸都冲在前面救火，有时候一个冬天烧了三条棉裤。敏五村的一些无儿无女的五保户，如陈廷彦、马军、王国英老伴儿、高永青等临终时都是我爸爸去给穿衣服，帮助火化下葬，费用都是村上负责。
上世纪90年代初粮食政策还没有完全放开，每年都要完成订购粮任务。为了完成任务村干部没日没夜的督促，遇到不交粮食的农户还得做工作。很多措施如果在今天根本行不通，村干部砸开农民的仓库扛粮食，要是今天非出人命不可。马英志（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有一年歉收，但他把自家粮食都拉去完成任务了。后来我爸知道了问马英志：“老马头儿你把粮食都卖了，自己家吃啥？”老马头的回答是：“我种国家地了就要交粮，如果都不交那国家咋办”，后来村委会给老马头买了一年的口粮，这件事我记忆特别深刻。实际上，每年县里会在省里下达的粮食任务基础上加码50%，乡里会在县里下达的粮食任务基础上再加码，而订购粮和议价粮之间是有差额的，各级政府就吃这部分差额以补贴财政。当时各级政府在订购粮的问题上搜刮了农民很多财富，这笔历史旧账可能也没有地方算了。
那时候形式主义也很严重，要求农民积肥攒粪，县里领导来检查。乡政府就要求村委会出民工，沿公路两边造假的粪堆，下面铺一些蒿草，上面盖土，实际上就是劳民伤财。每年乡政府都要求各村必须在固定日期以前完成春耕、夏忙、秋收、基肥。因为这种事情，丁家国也跟乡政府吵架，说：“农民种几千年地，谁不知道春天该种地；你强行规定日期要求必须种，遇到春寒冻害怎么办”，但很多时候这种抗争是没有用的，胳膊拧不过大腿。例如望奎县年修绥望路的时候要求全县集资，敏五的每一户村民都出钱了，当时承诺是三年还清本息，但至今未还。据说县财政已经返还了这笔借款给乡政府，全乡只有王振铎一个人去跟党委书记叫板， 要回了这笔钱。
年的冬天，白长江（大脑袋）拣个精神病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被别人偷走了。因为当天村委会办公室组织村民买地，县公安局李绍才带队来破案，就在我家办公。据白长江讲，盗贼是先掐断了户外的电线，然后穿军大衣进屋把孩子抢过去抱在怀里就走了。警察来了以后，白长江说出了 的嫌疑人而且非常确定，是同村村民。后来警察将该嫌疑人传唤到案。当时的情景我记忆非常清楚，嫌疑人不承认这个事情，警察就说：“人家都指认你，你就招了吧，承认了，把孩子抱回来，你就回家过年”。后来警察到白长江家现场勘察，所见家徒四壁，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精神病媳妇捧着饭盆，用手扣里面结冰的大碴子粥在吃。警察说：“这孩子被偷走是享福了”。后来虽然把嫌疑人拘留，但没过多久就放回来了，结论是此案无法查证属实。据说被偷走的孩子20年后在北京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出现过，被村民认出来，然后又消失了。年5月17日我回老家，看到白长江生活凄惨，住在路边涵洞里，我给了他一点钱。他委托我帮他找儿子，想在有生之年见儿子一面。没想到，年5月28日，白长江就去世了，享年67岁，我给的钱可能还没有花完。
年的春天（或年，当时我上高中，印象中是端午节前几天），五队某村民在西北沟条统里用电工刀子将曹某妻子杀害。尸检时我在现场，经法医检查，被害人面部被刺35刀，脖子差点被割断。该村民杀人以后自己找了一根牛缰绳，在李小辫儿屯的一片树地 。
上个世纪90年代望奎县有个糖厂，为了支持这家经营不善的糖厂，县政府要求每个村都必须落实种甜菜的任务。从年--年，望奎县糖厂收购农户的甜菜全是给打的白条。当时村集体经济好转，老百姓把甜菜白条交给村上，村里面给农民结算。后来，糖厂四年拖欠敏五村16.7万的甜菜款一直没给，比我们村年办电的钱还多，糖厂倒闭破产进入法律程序政府也没有通知村委会参加债权人会议。为了这笔钱，丁家国同志还到县长马生的办公室吵架。马生说：“你别找我，全县都来找我，我怎么办。”丁说：“甜菜是你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让我们种的，糖厂是你们整黄的，我不找你找谁。”糖厂被县政府卖给个人，这钱也就没地方要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厢白乡派出所由车应祥当所长，每年向村委会要几万块钱（所谓罚款），派出所这一年就不来抓赌了。不给钱，就每年腊月、正月到村里来抓“赌后犯”。所谓“赌后犯”，就是没有抓到现行，后来被派出所安排的耳目举报，就是事后算账的意思。车所长很会挑选猎物，专门挑从外地做生意回来过年的人抓，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有钱，一旦被抓到，就是罚款人民币元。老头儿、老太太两毛、五毛的“砸锅”，派出所才懒得管呢。
-年间，望奎县政府给每个乡镇、村屯落实种植烤烟任务，要求每个村必须落实一定的烤烟种植面积，完不成要罚款。后来，发生了让人不能理解的状况。例如给每个村落实亩烤烟面积，但只允许种亩，剩余的亩当作没完成的，让村委会交罚款。丁家国同志因此又跟乡政府吵架，没完成任务罚款可以，但是我要完成你不让完成，就纯粹的利用政策整空头罚款，这个我们不能接受。后来，每年乡政府就从村里面的粮食款中硬性扣除这笔罚款。那几年所谓的“烤烟罚款”乡政府可是没少拿，而且每年数额都是很大的。
我上高中期间，有一次乡里开运动会，丁家国同志自己骑自行车去9公里外的乡政府，路上被穆家店刘远江骑摩托车从后面追尾，悬空摔下来，差点出人命，昏迷了一天，后来留下后遗症（3年7月厢白乡党委下文件，决定每年由村委会给丁家国补助1元医药费，如今村委会就跟没这事儿一样，近十年没发了）。有一年，村委会因为不想让乡政府扣钱，丁家国、寇胜达、李芳、周绍江等四人去县里找银行李行长想办法把钱直接划到村委会，路上吉普车发生车祸，差点丧命。90年代一个春天，具体忘了是哪一年了，县委书记程树本的车突然停在我家门口，当天丁家国正在扒炕（东北农村每年春季都要重新修整火炕），灰头土脸，程书记径直走进我家，看看我家的房子，跟我爸说：“看你住这房子，你小子是真的没贪污啊”！实际上，历任支部书记、村长家的房子都比丁家国房子好，年“扶贫攻坚”，老丁头儿再三要求，村委会也没有给修缮。如今，已经很难见到县委书记微服私访。
年夏天，丁家国同志因为屡屡扛上，不认真贯彻上面的各项任务，不招乡政府领导待见，被派遣带队去建三江开荒建点儿。 次去实际上是考察，但出发三天后，支部书记一职就被撸了，由李芳接替。当时也没有手机，被拿下了自己都不知道，回来后发现被免职。然后到乡政府交涉，程潜书记耍臭无赖。后来冯文学副书记当着我爸和程潜的面说：“家国你回去，我看他用谁”。程潜说：“冯书记，你这是什么意思？”冯说：“怎么地，卸磨杀驴啊，敏五这么多年为乡政府拉了多少套，立了多少功，哪项工作不是走在前面，说不用就不用啊！” ，妥协的结果是安排丁家国任村长。当年敏五村在册人口余，计户，既无外债也无内债，全县个自然村中名列前茅。
年，乡政府安程控电话，这本来与村委会无关但却让每个村都给拿钱。李芳、丁家国跟乡政府理论：“你们安电话，凭什么让我们出钱；我们安国电的时候，你们给我出钱了吗”，结果还是整不过乡干部，那钱到现在也没还，因为当时就是变相要的，这钱 都是老百姓背着。所以，所谓的村级债务，都是这些基层官员祸害老百姓所致。那个年代，各项公共设施都要农民出钱、出工，加之县乡两级政府不断的以各种明目要钱，农民负担确实很重。印象中最严重的时候，每年人均要元左右的摊派，这在九十年代可不是小数目。有的家庭负担重，多年拖欠各种摊派款，县乡政府就组织公安、税务、法院等单位干警下村，催收所谓“沉欠”，就跟鬼子进村差不多。有一年因收“沉欠”搬张二斌家电视，张二斌把三个法院的人给打了，后来忘记这事儿如何处理的了。后来，村民东头有组织的告状，县里派来工作组在李凤学家查账。查账组组长赵小国摆出很多票据，我爸一一做了解释。赵小国说：“你这么多年，怎么记忆这么准确”。我爸说：“我没问题，所以我能说的清楚”。就在那段时期，有村民在关宝财大墙外和于野房山贴出两张大字报：“打倒李芳，保住丁家国”。贴出大字报当晚，姜国峰从村东头看病回来发现，马上通知丁家国。当时于富、高德山都在场，也算有个证人。后来查到，是告状的几个人为了离间李芳和丁家国的关系，指使会写毛笔字的王某某干的，这件事直到前几年李芳才知道内情。存在误解恰恰证明当时的离间是起作用的，相对于村庄年的历史来说，这都是值得记忆的插曲。
年，敏五村安程控电话，共计部。安电话应该感谢杜景斌，他是敏五读书出去的人，在绥化邮政局工作，对敏五安程控电话给予大力支持。 拖欠望奎县邮政局3万元钱，杜景斌给望奎孙局长打电话，这钱就给免了。
年王振山接替李芳任支部书记。0年，乡政府莫名其妙的又把王振山拿下，党委派姜云第到敏五当支部书记，周绍江任副书记、村长，周绍江2年继任支部书记至今。丁家国同志经过竞选的村长职务也被上级给拿下了，年随我定居北京。
从6年1月1日起国务院废止《农业税条例》，自此中国农民几千年的皇粮国税算是说再见了。年，汪胜明老师出钱为敏五修了 条白色路面，安了路灯。年由交通局出资，拓宽主街路面。年春，在县土地局工作的关键（关宝财的儿子）申请国家项目为敏五修了几条路，通往西北沟、东北沟、西小漂儿以及连接“望-莲-四”公路的路面全部硬化，为敏五做了重大贡献。
记得我们上小学的时候，一个年级至少要两个班级，全校有几百名学生。后来因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加之年以后很多家庭把孩子送到县城读书，敏五小学的生源逐年萎缩。时至今日，校舍已经租出去养牛了。关键在原校园操场为村民修建了00平米的晾晒场，学校周边的树木是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栽种的，都已经成林，被教育局给卖掉、砍伐。
敏五村目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癌症患者较多，这虽然与饮食有关，很可能是饮水出了大问题。当年村委会有存款，我爸和李芳还想把自来水安上，后来这俩人都下台了也就没了下文。年5月，听说敏五村从穆家店东沟的泉眼饮水，为村民安装自来水，这也是一件造福敏五百姓的好事。
据说，现在敏五村的外债已经几百万，用丁家国的话说：“县乡两级政府是祸害农民的罪魁祸首，是制约农村发展的 障碍，什么政策到县乡两级政府都得给你整走样了”；丁家国说：要求下面实事求是，实际上最难做到的就是“实事求是”。这些烂事老人家定居北京后还张罗写材料到中纪委告状，被我阻拦。
八．名人录
敏五村读书、参军走出去的子弟有：
马玉深，日占时期南满医科大学毕业（今中国医科大学），医院院长，政协主席，省政协委员，受到毛主席和中央主要领导接见；
王国玺，参军提干，三十八军正团职；
段永志，参军提干，副师职；
姜柏荣，参军提干，军医，正营职；
马桂清，东北林业大学教授；
王连玉，哈尔滨工业大学，后到北京工作；
杜景斌，北京邮电大学，绥化邮政局退休；
于德喜，东北林业大学；
王希文，绥化师范，伊春市人民政府退休，副厅级；
温宏斌，绥化师范，望奎县银行退休；
姜国友，清华大学（工农兵大学生）；
周绍芬，黑龙江大学（工农兵大学生）；
丁家富，参军提干，盘锦退休；
刘永军，参军提干，正团职，大连转业；
王连国，参军提干，正连职；
王连学，参军提干，正连职；
赵立玺，牡丹江市人民政府，正处级；
王连玺，佳木斯工学院；
王芸山，内蒙某高校工作；
关国柱，望奎文化局；
以上列举的这些人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如有遗漏敬请谅解。
改革开放以后敏五村考上大学的人数众多，王芳、王喜春、康朝海、宋健辉、白瑞红、关晓楠、汪浩等不逐一列举。
结束语?
我们的先辈建立靠山王村，一百二十五年来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如今村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经过一代一代口口相传，能真正知道我们历史的人越来越少，真相也会与历史情况愈发偏离，甚至出现严重的信息断层。随着老人的逐渐减少，我们就会完全失去挽救历史的机会，甚至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抢救村庄的历史，是非常紧迫的任务。本文不敢说是敏五村村史，只敢说是简史，是对于敏五村建村以来的重大及一些重要事件的记录。其中涉及到个人部分，也尽力描述客观事实，不做评论和渲染。因年代久远，党支部、村委会的全部会议记录都已经不复存在，又缺少相应文字资料，有些历史事件、时间可能存在不准确之处，但经过多位长辈审阅，大致历史脉络没有问题。
一百二十五年的风风雨雨告诉我们，村庄的兴衰、家族的兴亡以及个人的命运，与社会发展、大时代的变革息息相关。一个秩序稳定的社会结构，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无论村庄、家庭还是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然而，遇上剧烈动荡的年代，命运的改变不能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一场政治运动，多少无辜的人受到迫害，地主、富农几代人的努力一瞬间就会付之东流。有的家族几代人不务正业，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摇身一变红极一时。一次“文革”砸碎了多少祠堂、烧掉多少家谱，让很多家族赖以遵从的传统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让人的灵魂没有了归宿，少了宗法约束，多了随波逐流，价值观开始扭曲，人性变得丑恶，各种不可思议的事情频繁发生。
历史一再表明， 正道是沧桑。让我们记住村庄的历史，让我们缅怀开荒建村的先人，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先辈经历无数的苦难才孕育我们村庄的子孙后代。如今，村庄青壮年基本外出务工、经商，还有一少部分考大学离开农村，剩下的都是老人居多，村庄走向破败，这也是当下中国农村普遍的现实。但无论如何，先辈的开拓精神不能丢，让我们继承先辈不畏艰险、艰苦朴素、任劳任怨的优良传统，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后记
撰写本文我付出了很多心血，期间父母曾劝我放弃，但征求许多同乡意见时大家都认为意义重大，绝不可遇到困难就半途而废，也不必因为非议而放弃思考。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辛苦付出和父老相亲的期待，这件事也一定要做。
村庄的历史是由许多或正面或负面的系列事件串联而成，有些典型事件属于公共事件而绝非个人的私事，且历史已经作出结论。人非圣贤，本人无法保证我所调查了解的历史事件都能%客观准确，也无法做到让每一位读者都满意，不足之处敬请谅解。
村史是敏五村名百姓的集体记忆，也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们抱有敬畏之心，怀着宽容的态度看待历史。无论相关事件是积极还是消极，都不是我辈的功绩抑或错误。我们没有能力对历史承担责任，但需要记住历史并汲取教训。有些事情只有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才能搞清楚今天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村庄曾经的历史会让我们感知复兴的使命，过去的成绩不是骄傲的资本，过去的辛酸却能激发我们奋进的勇气。如果个别读者认为不好看，您可以写一篇自己认为好看的村史。
本文的写作，特别感谢张金芳、冯德友、汪世荣、王希文、刘永君、杜景斌、丁家国、寇双文、赵玉海、付文才、寇俊峰、赵广宇、汪洋、马忠贤、马桂清等村民、同乡的大力协助。村庄修史之事，望敏五村后世子孙善述人事者继之。
丁海洋
年6月15日
於北京寓所
年7月6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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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年，大清康熙皇帝率20万大军，在乌兰布统烽下，与蒙古残部准噶尔汗国 、厄鲁特人首领噶尔丹决战。双方均损失惨重，后于瘟疫休战。清廷多次劝降，噶尔丹至死不降，公元年赴额黑阿剌尔的途中病死于布颜图河畔。一代枭雄噶尔丹败亡之后，清朝终于获得征服蒙古 一个部族的历史性胜利。此后，清廷在蒙古及东北龙兴之地采取满蒙联合，应对边患。同时，为了防止汉蒙结合威胁王朝统治，清政府曾一度将此地封禁为围场，树木狼林，野兽出没。因大清入关以后，80%的满人离开龙兴之地。十九世纪后期，沙俄乘虚而入，逐步将东北三省纳入其势力范围。日俄战争后，日本人的势力渗入。
年（咸丰十年），清政府面临沙俄的军事压力，为了缓解边关粮草供应以及有利组织兵员，对龙兴之地局部开禁放垦，直到年才全面开禁。实际上，由于晚清政治腐败、国力衰弱、列强入侵，关内每逢自然灾害，便民不聊生，地广人稀的东北地区是关内流民求生觅食的乐土，本能的驱动导致“闻风而至者不可抑遏”，清政府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暗中开禁。自年鸦片战争以后，就陆续有汉族移民涌进东北，也有辽宁满人北迁松嫩平原。在年以前未开禁时期，关内流民闯关东来到东北，无法买到政府的正式“垦荒票”，所以大都是“占山户”，即寻找远离官兵的位置跑马占荒，也叫“私垦”，是不合法的。年以后，才逐渐出现“买山户”，即买到“垦荒票”获得官府批准的拓荒者。
寇氏家族蒙古族姓氏为阔特，十七世纪九十年代，日益强大的准噶尔部的威胁蒙古各部，阔特部族因受葛尔丹部族欺凌而归顺朝廷，于康熙三十一年（年）避迁至辽宁省凤城县岫岩县，后七世祖突力马次子寇华迁至现黑龙江省绥化市六马架子正红四屯定居，寇华长子寇来顺于年带子孙来到敏五跑马占荒。
参见《望奎县志》。
李元吉晚清时期是衙门的一个巡捕。“9.18”事变之后，收编很多绺子组织抗联，隶属李天徳部，人员成分比较复杂。
所谓“大刀会”，是清代民间武术团体，又称“金钟罩”，光绪二十年（年）前后兴起于山东曹县、单县一带，后跟随闯关东移民潮传入东北，以其成员练武时携带大刀而得名。主要习练排刀、排枪、排砖石等“金钟罩”硬气功，具有吞符念咒等迷信色彩，宣称可以神灵护卫，刀枪不入。当时还从外地请来法师，给大刀会写符做法。
后来段文国房子那个位置，院内九间房。所谓“响窑”，就是四角有炮楼，有快枪手的大院儿。
东头李占江父亲.
何玉昆大伯，原来自己拉过绺子，跟李元吉是发小儿.
今李占英、王允发所住的位置.
当时李广友是黑龙江省议员，该村由此得名，李延春，李延国在这里是地主。
在沙俄侵占东北后，地方混乱。张作霖在赵家庙组织保险队，负责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后移至北镇县中安堡。他负责的地区称为“保险区”。张作霖在保险区内很守规矩，不仅遵章守纪，而且维护治安。因此，在这个地区胡匪的骚扰得到遏制。张作霖也得到村人的称赞，他由此声名鹊起。民国时期，东北实际上是张作霖在控制，靠山王屯（敏字五井）所在地区，属于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管辖。因张作霖盘踞东北多年，根深蒂固，在一定程度上还能跟日本人周旋，所以靠山王屯在军阀张作霖统治时期基本平稳发展。年6月,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自任陆海军任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 统治者。在位期间曾多次抵制日本人的拉拢，拒绝签订卖国条约。张作霖统治时期，在北京任大元帅之后，还发了“喜诏”，要求各地种植大烟，当时靠山王屯北房后都种的大烟。客观的讲，张氏父子在东北没有对老百姓“刮地皮”，还建设了东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讲武堂等高等院校，东北万民众得到休养生息。年6月4日，张作霖乘火车回沈阳，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成重伤，并于当日在家中逝世。
因辽宁岫岩有个抗联头子赵黑子和邓铁梅，当地日本人就抓姓赵的，我外公的父亲和叔叔赵国青、赵国臣来火烧王屯，投奔之前过来的赵青云、赵德满家族。
李成仁父亲李固当时在岫岩县当县长，年日本投降以前，投奔我外公赵文志家族来敏五了。李家还有一位叫李成东的，早亡。
寇胜元老爷爷，日占时期在齐齐哈尔读书，学习日语，后任日军二等翻译。
国军退役回家，后解放战争参加共产党部队三十八军师；复员安置高贤镇公安助理，后来辞职回家种田；一次在火车上偶遇军队老领导，首长写个便条给他，以便日后遇到困难求助；马英志没当回事，把便条卷烟抽了。
黑山阻击战被俘整编到共产党部队。
韩臻的叔叔，韩当差那一支系.
年10月底林彪到达东北，后任东北局书记，主持东北民主联军，扩军备战。年5月，四平保卫战失败，东北民主联军退到松花江北岸。由于美国政府的调停，国军暂停对林彪部的追击，这给了民主联军一个喘息的机会。为了迅速组织兵力反击国民党军，东北局开始在松花江北岸率先进行土改斗争。年春东北局决定组织工作队，下乡发动群众，进行清算斗争，建立根据地。电影《暴风骤雨》描写的就是这段历史。
李凤鸣的父亲.
现在张向春家院内，大井被一个磨盘盖着，埋了在下面。
听我外公赵文志给我讲述过，大约在年-年间，老周头（老三）家有一头猪，经常早上出去祸害庄稼。某日，宁福山拎着扎枪起早起来蹲在地里看地。因为事前交涉过，老周头儿也怕猪再惹事，也到地里来蹲守看猪。天蒙蒙亮还看不清，宁福山听到地里有声音，以为又是猪来了，一扎枪上去，就把老周头给刺中了；也有一种说法是宁家人本来就知道那里是人儿不是猪，故意为之。后来没敢声张，也没敢抢救，老周头就死了。宁家后来把老周头的尸体扔到北沟子一个掉水漏子（长期流水打出的深坑）里。人失踪了，当时敏五好多老百姓都出去帮忙寻找。后来唐秀屯一个骑马的人在此经过，马打响鼻儿不肯过沟子，主人下来一看，发现掉水漏子里面有一具尸体，进村报告，这才找到老周头，后来在宁家的地里发现血迹，据此认定是宁家人杀了周家人。此案后来也打了官司，但据说因为宁家有个姑娘嫁给了大地主刘洪江家，而刘洪江儿子刘柏兰在省里做议员，所以 不仅官司没打赢，还把周成得气死了。年土改，周家人翻了身，宁家的厄运就来了。
张振庭父亲.
高连葛父亲.
漠河县长，在敏五有地.
小庙，就是今天杨贵海大壕沟的位置，当时有个土地庙，后来成为很深水打沟。丁家国当支部书记时，组织全村修了一次，才成为今天的模样。
洋炮就是装黑火药的一种前堂枪，也称火药枪，是纪臣的大爷纪维民早年打兔子自制的。
因为我二爷读过私塾，我太奶是老段家姑娘，我二爷是老段家外甥，后来就替老段家出头当甲长，大约在年我二爷搬到海伦居住。
因为他哥哥白凤臣当兵是官员，不仅分岗地，还由村委会派人代耕.
留在湖南当粮食局局长，大食堂时期回敏五。当年在战场上，他把牺牲的军官名牌撕下来贴自己身上冒充军官，后来家属来部队探亲被发现，受到处分。
3年，我国结束了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开始进入 个“五年计划”时期，供销合作社在全国得到迅速发展。
实际上苏联根本就没有要我们的粮食，当时还苏联债务，四分之三是由新疆的可可托三号矿坑完成的。
年春至年春在我国农村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政治运动，也叫“社教运动”。
李景新，原名李焕章，因与村委会李焕章主任重名，后来改名李景新。
“忠字舞”是“文革”时一种狂热地表示对毛泽东忠心、忠诚的一种集体舞蹈。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满怀豪情迎九大》和语录歌等歌曲为伴唱、伴奏。流行于文化大革命高潮期，时间约在—年间，九大以后渐趋衰微。
原来大队东面的院子，学校年搬到现在的校舍后，老学校的院子北趟房是发电机，年节临时给村里供电；东厢房是铁匠炉；南面一趟房子是油坊。90年代初，有一天晚上放露天电影，南面油坊那趟房子到他，王疯子被砸死的。
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这场夺权斗争得到毛主席的充分肯定。年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大字报，是张贴于墙壁的大字书写的墙报，是50年代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流行于中国的舆论发表形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之一。大字报小字报都是宣传工具。大字报是向大众公开、广泛宣传的书面形式，小字报是向某些要人揭露行为，就是打小报告。在六七十年代常被人用到。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这20余年的时间里，中华大地上共贴出了多少张大字报，恐怕是永远无法统计出来了。
“破四旧”，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后来文革《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但如何破“四旧”，中央没有说明。立四新是指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插队，是上山下乡的一种模式。插队属于集体所有制，无需政审体检等手续，也没有严格的名额限制（赴边疆除外），顾名思义就是安插在农村生产队，和普通社员一样挣工分、分红分口粮。“文革”期间插队人数规模之大、涉及到家庭之多、动员力度之强、国内外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绝后的。“文革”结束之后，插队知青才陆续返城。
俗人海洋写字有风险，感谢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