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凯勒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时，她已经是一位享誉全球的著名女性。但她很快声名扫地，因为转向社会主义，从而引起了一场新的舆论风暴——这次是招致怒火。"
“凯勒发现，当时美国的盲人集中于社会底层，这个阶层的人们因主要从事缺少安全保障的工作且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因而更易致残。在认识到这一点后，凯勒得出结论：社会制度有时甚至决定了人们是否失明。”
与很多美国人一样，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海伦·凯勒在18个月大时因急性脑充血病致盲聋，然而她却以非凡的毅力和智慧战胜了不幸；她曾凭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拉德克里夫学院，并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取得学士学位的失明失聪者；她是著名的作家和教育家，励志文学经典《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便出自她的笔下；马克·吐温曾将她与拿破仑·波拿巴相提并论。
与很多中国人一样，大多数美国人也只知道这些。在刻意隐去了一些事实之后，美国的历史教科书告诉人们：凯勒是个身残志坚的英雄。仅此而已。
不过，那些被隐去的事实却显示，凯勒还是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
其实早在就读于拉德克里夫学院的时候，凯勒就已是一位社会激进分子；走出校园的第五年，她加入了马萨诸塞州的社会党；十月革命爆发后，凯勒更是对共产主义发出了热情的赞美——她曾在她的文学作品中高呼“向前！同志们！奔向俄罗斯的营火！迎接黎明！”
“凯勒致力于社会主义，源于她作为残疾人的特殊经历，以及她对其他残障者的同情。”洛温在书中如此写道。作为一名身残志坚的英雄，凯勒能够为残障人士带来希望，募得善款，甚至简化盲人字母表，但却无力祛除残疾问题的社会诱因——贫穷以及导致贫穷的社会制度。凯勒发现，当时美国的盲人集中于社会底层，这个阶层的人们因主要从事缺少安全保障的工作且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因而更易致残。在认识到这一点后，凯勒得出结论：社会制度有时甚至决定了人们是否失明。
这个结论无可避免地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反感，于是自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时代，海伦·凯勒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历史便被美国的教育机构打上了马赛克，而凯勒本人则不得不在为争取妇女选举权、工人权益和残障人士福利而斗争的同时应对来自媒体的压力。
这样的压力，其实就是对一位拥护社会主义的残障人士的侮辱和攻击。曾经为凯勒用尽赞美之词以至凯勒本人都羞于接受的《布鲁克林鹰报》，在凯勒公开表达自己的社会主义倾向后，竟然告诉公众：这个又聋又瞎的人因为肢体残疾而特别容易犯错。凯勒对此事的回应是“就社会问题而言，荒谬的《布鲁克林鹰报》才是又聋又瞎！它维护着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制度，而这个制度正是很多盲聋问题的根源。”只是社会主义者凯勒的声音，人们很难听到。
“凯勒顽强地学习说话，但历史却让她再度无言”，洛温说。
“我们只需记住那些我们觉得值得信赖的、鼓舞人心的事情。……因为人们担心历史失去了他作为模范的激励价值。”洛温引用美国社会学家杜博伊斯的话说。
或许，只要历史的“教化”作用仍位居“求真”价值之上，各种各样的“我们”可能就会始终如此塑造英雄。
一
英雄化是一个退化的过程（很像地质学上的石灰化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的教育机构把有血有肉的人变成了虔诚的、完美的造物，他们没有矛盾，没有痛苦，没有人情味，也没有可信性。
有两位20世纪的美国人是这种英雄化的绝佳例子，他们是伍德罗·威尔逊和海伦·凯勒。威尔逊无疑是一位重要的总统，他受到大量教科书的。另一方面，凯勒则是个“小人物”，她没有促成一部立法，没有改变任何一门科学的进程，更没有宣布进行什么战争。在我所考察的所有历史教科书中，只有一本载有她的照片，多数教科书甚至没有提到她。但是，老师们都对她津津乐道，并且经常展示一些声像材料，或者推荐一些将她树为楷模的传记。所有的这些刻意行为都旨在确保学生对这两位历史人物产生某种认识，但是学生并不会因此而知道得更多。英雄化就是这样扭曲了凯勒和威尔逊（以及其他许多人）的生平，以至于我们不能如实地想象他们。
老师们抬高了海伦·凯勒的形象，他们用这位失明又失聪，但身残志坚的女孩的事迹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学生。每个五年级学生都知道这样一幅画面：安妮·沙利文老师在一个水泵旁把“水”这个字拼写到海伦的手掌上。迄今描写凯伦生平事迹的电影和幻灯片已不下十部，每一部都在说着同样的陈词滥调。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发行的一部教育片最后总结说：“海伦·凯勒和安妮·沙利文带给整个世界的礼物就是不断地告诫我们，周围的世界是多么奇妙，有那么多人在教我们认识它；没有哪个人是不值得帮助或无法帮助的，一个人对我们的最大益处就在于帮助他人发挥其真正的潜能。”
历史学家和制片人从海伦·凯勒身上得出这样空泛的格言，而无视她的真正生平，并把她特意告诫我们要从她身上学习的那些东西扔到一旁。凯勒顽强地学习说话，但历史却让她再度无言。结果，我们其实对她知之甚少。
过去20年间，我问过很多大学生海伦·凯勒是谁，她做过什么。他们都知道她是一个盲聋女孩。大多数人还都知道她有一位良师益友，叫安妮·沙利文，她教她读书、写字甚至说话。有些学生还能记得凯勒早年生活的某些细节：她住在阿拉巴马州，在遇到沙利文之前，她蛮横无理、没有规矩，如此等等。一些学生知道凯勒上过大学，但至于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她的整个成年生活又是怎样，他们就一无所知了。一些学生大胆地说，凯勒成为“公众人物”和“人道主义者”，或许是由于代表了盲人和聋哑人。“她写作，真的吗？”或者，“她说话”——无稽之谈。凯勒生于年，年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卒于年。忽略她64年的成年生活，或者只用一个“人道主义者”对它进行概括，那是以一种省略来说谎。
二
事实上，海伦·凯勒是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年，她加入了马萨诸塞州的社会党。早在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之前，她就是一位社会激进分子。她本人强调，这并非由于在那里所受的任何教育。俄国革命爆发后，她对这个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大唱赞歌：“在东方，一颗新星冉冉升起！在痛苦的挣扎中，新秩序从旧的秩序中降生。看哪！在东方，一个男婴降生了！向前！同志们，齐向前！奔向俄罗斯的营火！迎接黎明！”凯勒在她的书房书桌上方悬挂了一面红旗。后来，她逐渐成为社会党的左翼，成为一名“沃布利”（Wobbly），即“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成员，这是一个遭伍德罗·威尔逊迫害的工团主义者联盟。
凯勒致力于社会主义，源于她作为残疾人的特殊经历，以及她对其他残障者的同情。起先，她简化字母表，使之适合残障者使用；但是她很快意识到，单纯地解决失明问题，是治标不治本。通过研究她发现，盲人并非随机分布在各种人口中，而是集中在社会底层。穷人更容易由于生产事故或者得不到充分的治疗而失明。有些穷人沦为妓女，又多了一种因梅毒而导致失明的危险。于是，凯勒认识到，社会阶级制度控制着人一生的命运，有时甚至决定他们是否会失明。凯勒的研究并非书斋式的：“我参观过糖果店、工厂、棚户区。就算我看不见，我也闻得到。”
当凯勒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时，她已经是一位享誉全球的著名女性。但她很快声名扫地，因为转向社会主义，从而引起了一场新的舆论风暴——这次是招致怒火。那些曾经赞美她的勇气和智慧的报纸，转而强调她的残障。专栏作家们指责她没有独立的感官接受能力，受制于那些向她灌输思想的人。最典型的是《布鲁克林鹰报》的一位编辑。他写道，凯勒的“错误源于她生理发育的明显缺陷”。
凯勒回忆说，她曾经见过这位编辑。“当时，他对我的恭维是如此慷慨，我都不好意思再提。但是现在，我站出来支持社会主义，他就提醒我和大众，我是一个又聋又瞎、特别容易出错的人。大概，自从见过他以后，我的大脑就缩水了。”她接着说：“哦，《布鲁克林鹰报》太滑稽了，它在社会问题上又聋又瞎，它维护着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制度。我们努力预防盲聋病症，而这个制度正是造成多数盲聋的根源。”
凯勒的后半生主要致力于为“美国盲人基金会”筹募资金，她坚信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激进的变革，这个信念从未动摇。她本人为说话而历经磨难，她还帮助建立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为他人的言论自由而奋斗。她捐赠元给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并在该组织的刊物《危机》上公开发表支持信——这个行为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阿拉巴马州的白人来说，是激进的。她支持社会主义者尤金·V.德布斯的历次竞选总统活动。她还在妇女运动、政治、经济方面发表文章。在晚年，她写信给美国共产党领袖伊丽莎白·G.弗林——她是麦卡锡时代的牺牲品，当时正在监狱里度过风烛残年：“亲爱的伊丽莎白·弗林，向您致以最美好的生日祝福！愿服务人类的美好感受为您无畏的心灵带去力量与安宁！”
有人或许不同意海伦·凯勒的立场。她对苏联的赞扬甚至对某些叛逆者来说也是奇特和令人不安的。但她的确是一名激进分子——这在美国是鲜为人知的，因为我们的学校教育和大众媒体都对此避而不谈。
三
为什么教科书要推出完美无瑕的典范？作者的省略和错误并非偶然。相关影片和幻灯片以及其他教育素材的制作者并非不知道海伦·凯勒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也没有人能够在不了解她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情况下读懂她的著作。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让公众去探知那些事情呢？
对此，英雄化本身就首先给出了答案。对于多数美国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令人厌恶的，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也是如此。迈克尔·坎曼指出，作者们有选择地忽略了某些瑕疵，其目的就是使一些历史人物能被尽可能多的人所敬仰。教科书评论家诺玛·加布勒证实，教科书应该“以一种尊敬和荣耀的方式呈现我们的民族英雄”；在她的眼里，如果承认凯勒的社会主义以及威尔逊的种族主义，就几乎做不到那样。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有人曾言，教科书的作者们“把我们国家的伟大英雄和爱国者的错误、弱点和不足都呈现在了年少无知的学生面前；这是不对的。”而在今天的历史教科书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就几乎挑不出这方面的毛病了。
或许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让我还是从海伦·凯勒谈起，因为对她64年后半生的忽略，代表了某种在文化运用方面的歪曲做法。我们把凯勒当做一位完美的、非真实的人，以此激励年轻人去学习，于是凯勒成为一位神话人物，一个“战胜困难的女人”——但是，那是由于什么呢？没有了下文。只要看看她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就受到勉励了——但是我们无从知晓事情的真相。
凯勒少年时不想像个冰人似的哪也去不了。她自己强调，她生命的意义在于一旦克服了自己的身体缺陷后所做的事情。当然，她并非有案可查的第一位学说话的聋盲孩子，这一荣誉应该属于挪威姑娘朗希尔德·卡塔，是她的成就激励了凯勒。她也不是第一位学习读书写字的美国盲聋人，这一荣誉应该属于劳拉·布瑞吉曼，是她教会了安妮·沙利文触摸式字母表，沙利文又教给了凯勒。年，凯勒快50岁时，写了第二本自传，名叫《中流》，书中通过细节描述了自己的社会哲学。凯勒记录了她参观以煤矿、采石以及搬运为业的城镇的经过，在那里，工人们在罢工。她想让我们知道她的这些经历，以及她从这些经历中得到的结论。为迎合我们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删节后的海伦·凯勒的故事净化了英雄的形象，只剩下自助与勤劳的美德。凯勒本人虽然几乎不反对艰苦劳动，但明显反对这种意识形态。
“我一度相信，我们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可以随意地塑造自己的生活……我克服了盲聋的障碍，这给我带来足够的欢乐。我还认为，只要投入到与生活的抗争中，任何人都能取得胜利。但是，走访了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地方之后，我认识到，我对于自己知之甚少的事情说得过于肯定了。我忘记了自己的成功有一部分得益于我的出生和环境……现在，我懂得了，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具备往上爬的能力。”
——海伦·凯勒《中流》
教科书都不想涉及这一观念。“教科书的出版有三大禁忌”，一家规模很大的出版社的编辑这样告诉我：“那就是性、宗教和社会阶级。”对于前两者我都可以想象，但最后一点却让我费解。毕竟，社会学家知道社会阶级观念的重要性。然而，对美国历史教科书的考察又使我相信，这位编辑说的是对的。有些观念——比如，在美国机会是不平等的，并非每个人都有“在这个世界上向上爬的能力”——对于教科书的作者乃至很多教师来说，都是大逆不道的。教育学家们希望把凯勒树立为能使年轻人受到鼓励和激励的教育素材——如果她做到，你也能做到！于是，我们就不提她的成年生活，把她完整的生命变成模糊的“拎着自己的鞋带把自己提上去”。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把这位为穷人而战的热情斗士变成了她一生中从未表现出的那个样子：乏味。
不论什么理由，英雄化的结果都是对学生的潜在伤害。海伦·凯勒并非唯一一位被这样当作孩子来对待的人。向学生否定凯勒、威尔逊等人的人性将使学生始终处于一种思想不成熟的状态。它将使那种迪斯尼式的历史永远存在下去。迪斯尼乐园里的总统厅就是这样把我们的领导人美化为英雄政治家，而不是不完美的个人。我们的孩子们最终无法找到现实的角色可作激励的模范。学生们对历史上的因果关系也无从理解。比如说，我们的国家13次侵扰尼加拉瓜，就的确值得我们反思，特别是当我们试图理解那个国家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要拥护一个共产主义政府之时。教科书应该把历史视为偶然，受到思想和个人力量的作用。但相反，它们却把历史呈现为一道“做熟的佳肴”。
本文转载自：乌有之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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