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队进入招聘会的美国民众。
不平等是如何造成的
文/安格斯·迪顿（AngusDeaton）
本文首发于总第期《中国新闻周刊》
不平等已经被视为从年到年民粹主义全面进攻的罪魁祸首，但不平等究竟是什么、它在抑制或刺激经济增长，以及在破坏民主方面又发挥了什么作用？不平等会让人们死于绝望吗？或者说，不平等是否是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的必要之恶？
这些都是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但坦白地说，没有一个是特别有用、可以回答甚至是很好表达的。与其说不平等是某些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原因，不如说是一种结果。其中，有些社会发展进程是好的，有些是坏的，有些甚至是非常糟糕的。只有把好的东西从坏的（以及糟糕的）东西中区分出来，我们才能理解不平等，并知道应该如何对待它。
此外，不平等和不公平并不是一回事；在我看来，正是后者在当今的富裕国家激起了如此多的政治动荡。实际上，一些导致不平等的进程被广泛认为是公平的，而其他一些则显然极不公平，并成为了愤怒和不满情绪的合法性来源。
就前者而言，一些创新者通过引入有利于全人类的产品或服务而发财致富，我们反对这样的人得到财富是没有道理的。当今某些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是发端于年左右的工业和医疗卫生革命的结果。最初，这些历史进程只能使西北欧的一些国家受益，但自那以后全球数十亿人的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都得到了改善。由这些进步造成的不平等现象，无论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在国家之间都是有益的和公平的，也是体现总体进步的一个主要特征。
另一方面，通过贿赂国家机关以换取特殊利益的行为显然是不公平的，当然也是应该遭到怨恨的。与欧洲相比，有更多的美国人自动地把资本主义的或市场的结果视为公平的，而认为政府行为就是武断而不公正的。他们反对那些由政府或大学赞助的、似乎有利于少数族裔或移民等特定群体的项目。这有助于解释为何美国有许多白人工人阶级会反对被他们视为代表少数族裔、移民和受过高等教育精英阶层的民主党。但导致公众不满的另一个原因是，过去50年来美国的实际（去除通胀因素后）工资中位数水平一直停滞不前。
针对中等收入与最高收入之间的差距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很有必要去搞清楚哪一个才是正确的。第一种解释将其归因于全球化和技术创新这类客观且不可阻挡的进程，这些进程削弱了低技能劳动力的价值，同时让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受益。第二种解释则有更大的恶意，它认为中等收入停滞实际上是顶层阶级收入和财富增长的直接结果。照这种说法，富人其实是靠牺牲其他人的利益而变得更加富有的。
最近的研究表明，第二种说法（至少在美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虽然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打破了传统的工作安排，可至少这两个进程都有潜力使所有人受益，但它们未能令大众受益的事实表明：富人把好处都留给了自己。要想确定究竟是哪些政策和进程、在何种程度上抑制了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的工资增长，这些问题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但下文列出了一个初步的清单：
首先，医疗融资对工资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由于大多数美国人的健康保险都是由雇主提供，因此劳动者的薪金基本上都转化为医疗行业的利润和高薪。美国每年在过度医疗支出上浪费1万亿美元（相当于每个家庭大约美元），比其他富裕国家都要多，得到的却是比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差的医疗保健水平。欧洲几种融资方案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省下这些资金，但是采用其中任何一种都会引发既得利益者的激烈抵制。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经济体中的许多经济部门都在逐渐出现市场整合。例如，医院兼并造成了医疗价格快速上涨，医院工资却没有增长，尽管护士短缺现象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也可能是导致生产率增长缓慢的一个因素，毕竟通过寻租和垄断获得利润比创新和投资更容易。
另一个问题是，美国联邦最低工资目前为每小时7.25美元，自年7月以来就没有提高过。尽管拥有广泛的公众支持，但由于那些富有企业和捐助者左右了国会，因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总是困难重重。
更糟糕的是，目前有超过20％的劳动者受到非竞争性条款的限制，从而压抑了他们的还价能力，进而降低了工资水平。类似地，美国有28个州都制定了多部所谓的《工作权利法》，该法禁止通过号召工人加入工会或支付工会会费而形成集体谈判的途径。结果，企业与消费者或工人之间的纠纷越来越多地通过仲裁来在法庭外解决——这是一个对企业极为有利的途径。
另一个问题是外包，它不仅在国外，在美国境内也存在。企业越来越多地用独立承包商取代付薪或全职员工。那些曾经作为知名企业一分子的餐饮服务员和清洁维护人员现在都变成了各类“某某服务公司”的雇员。这些公司都处于竞争激烈的低工资行业，只能提供极其微薄的收入，也绝少有晋升的机会。
所得税抵免政策提高了许多低收入美国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但因为只有工作的人才能享受该政策，所以反过来给工资带来了下行压力，而类似基本收入金这类无条件福利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低技术移民也会造成工资问题，尽管这是有争议的。人们常说移民干的其实是美国人不想干的工作，但是这样的说法如果不涉及工资问题就毫无意义。因为我们无法设想，如果没有低技术移民的流入，低技能美国人的工资会一直保持低水平。正如经济学家丹尼·罗迪克（DaniRodrik）20年前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使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具弹性。所以即使全球化并不直接压低工资，也增加了劳动者加薪的难度。
另一个结构性问题是股票市场在鼓励创新的同时，也鼓励财富的再分配从劳动流向资本。这反映在企业利润相对GDP的比例上，在工资中位数陷入停滞的同一时期，这一比例从20％上升到了25％，倘若把高管工资计为利润而非工资，上升的幅度还会更大。
我们的这份初步清单上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政治问题。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大肆取消监管的时期。尽管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存在一些隐藏的丑闻，但它如今正受到威胁。年生效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也遭到了冲击，它所引入的措施是为了防止再次发生金融危机。此外，特朗普总统还表示，他试图取消要求货币经理人必须基于客户最佳利益行事的规定。当前提出的所有的放松管制的改革都将以牺牲劳动者和消费者利益为代价来为资本牟利。
美国最高法院近年来的裁决也是如此。例如，法院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判决中就偏袒了那些富裕的美国人甚至企业，允许他们动用几乎无限的金钱来支持候选人，并设计出有利于自身的立法和监管结果。
如果关于工资中位数停滞和高管工资上涨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这个不平等时代可能还有一线希望，因为这意味着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失调并非源自于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和技术变革。
专门设计的有利于消费者和工人的政策，可以让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实现广泛的分享。这些政策甚至不需要包括许多劳动者所反对的再分配税。相反，它们可以把重点放在鼓励竞争并遏制寻租行为的措施上。
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资本主义民主可以有利于每个人，而不仅仅是富裕阶层。我们并不需要废除资本主义，也不需要将特定生产资料国有化，但确实需要让竞争带来的力量重新服务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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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斯·迪顿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现任南加州大学首席经济学教授
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及国际事务学院经济及国际事务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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