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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与吴文藻爱与学术的信仰封面故事

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吴文藻与作家、儿童文学家、翻译家冰心夫妇合影图/冰心文学馆提供

生活中木讷愚钝、凝神于事业的吴文藻,冰心爱了一生。她骨子里看不惯那些风流情种。

“冰心代表了一种普世精神,母爱、儿童,是更永恒的。时代感不鲜明。而吴文藻是有时代精神的。他关心中国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中国,民族关系是否和谐,在世界上应该和其他国家是什么样的关系。”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9月上旬,在福建长乐冰心文学馆门口的墙上,我见到了这段耳熟能详的作家语录。

留在世人眼中的冰心形象,是一位梳着发髻、面容娴静的温婉女子。即便晚年,一头银发,眼窝深陷,也带着淡淡的微笑,似乎正是对她这些人生信条的注释。

被尊为“世纪老人”、文坛前辈的冰心,曾经罕见地作为国家外交形象的“代言人”,一生出访海外几十次。不过,在风行全国的《繁星》《春水》《寄小读者》之后,她很少再有同等影响力的作品问世。直到晚年,凭小说《空巢》获奖,为她赢得了新的声誉,但远不能和早年相提并论。冰心的丈夫、社会学泰斗吴文藻,则是后半生境遇陡转,令人慨叹。

爱与同情,真的可以穿越一切波澜与坎坷,支撑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生?

年冬,冰心去世5年后,子女们决定将母亲遗物全部捐献给冰心文学馆,这些厚重的书籍文献、资料、书信,包括冰心用过的家具、日用品,装满了五个10吨集装箱。时任冰心文学馆馆长、冰心研究会会长、资深学者王炳根受邀前去接收和整理这些物品。

一堆巴掌大小的深棕色塑料封皮本,和各种资料、书本捆扎在一起,躺在不常打开的储藏室内,差点就从眼皮底下漏过。

王炳根心头一动,顾不上拍掉上头的灰尘,迅速翻起来。那些淡蓝色、草草书写的钢笔蝇头小字,他认识,是冰心的字。“冰心外出时是记日记的,为的是便于回来之后的写作。”和冰心日记绑在一起的,还有二十多本吴文藻的日记,篇数密集、信息量大,他们的孩子都从未见过和翻阅过。王炳根形容那一刻,“如同在莫高窟看到藏经洞一样”。

“冰心像太强的阳光,吴先生的光辉被遮住了。很多人,包括他的学生对他都不太清楚。这些日记,在我心里,就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王炳根说。

他逐字逐句把日记录入电脑,一个个城市、一座座房子去走访冰心夫妇生命里踏足的每一寸土地。一个较以往更复杂的冰心的形象日益清晰,此前未被发掘和剖析过的吴文藻的面貌也浮出尘土。年秋,王炳根耗费6年写成的吴文藻、冰心合传《玫瑰的盛开与凋谢》(以下简称《玫瑰》)简体版在福建问世。

冰心文学馆创始人、《玫瑰的盛开与凋谢》作者王炳根图/方永晖

顺流

◇◆◇

9月的某个周一,长乐的太阳有些刺人。从福州市坐了将近1小时的汽车,我们抵达了坐落在这个小城的冰心文学馆。从绿树和湖畔穿过,灰瓦白墙、挑檐立柱的数排建筑次第舒展,本色的花岗岩,多彩的水磨石,引入庭院深处。年起建、年落成的建筑里外,而今看起来依然光亮如新。

“25年前,你对冰心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怎么就动了(造文学馆)这样的念头?冰心身上到底是怎样的东西打动了你?”我问王炳根。

“对,很多人都不理解。我对冰心的兴趣和研究,和成立文学馆是同时的。我也没料到自己打开了一座宝库。”

他解释过,五四之后,中国的文学大多描写压迫与斗争,唯有冰心主张改良与调和。“我就是想把那个爱的元素保存下来,让后人走近她,了解她,温暖心灵。”

“养尊、处优”,是许多人对冰心一生境况的解读。甚至,“过得太顺”,也成了她文字清雅、宣扬爱与温暖的备注。

年10月5日,本名谢婉莹的冰心出生于福州乌山脚下的隆普营。她是家族里第一个读书的女子,父母对她宠爱有加。

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在燕南园第一次见到成年后的冰心,惊叹对方“性情温柔、厚道和沉静,讲话悦耳,很有教养,英语讲得很好,使人想起顾恺之所画的仕女”——“中国古典诗人所梦想的理想的妇女”。

腹有诗书气自华,与冰心童年的家教有关。11岁以前,她已读完晚清至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翻译系列“说部丛书”。但她认为,自己在母亲面前有时反倒像个遗少,“从小说、弹词,到杂志、报纸,她都爱看。针线匣里,总是有书的。有许多新名词,如‘普罗文学’之类,我们还是先从她口中听到的,我们成了落伍者,我常默然自惭!”

在海军任职的父亲谢葆璋和婉莹的舅舅杨子敬,一有机会便教给她诗词歌赋和做人道理。温柔娴静之外,婉莹性格的另一面,海伦·斯诺自然无缘得见。或者说,这一面已随着岁月荏苒,悄然隐藏,难得显露。

年1月,烟台水师学堂正式开学。谢葆璋以练营管带的身份兼任学堂监督(校长)。小婉莹随同父亲前往烟台。

她的小名便很另类:父母叫她“阿哥”,弟弟们称呼她“哥哥”。父亲的下属常常带着这位“小哥”游走在炮台、码头、火药库和龙王庙间。修理枪炮的工人,看守火药库的残废兵士,鲁籍的水手、军官、农夫和渔人身上的悲壮与新奇,为她少年的故事宝库储备了丰沛的来源。

冰心的小女儿吴青认为,外公的现代文明思想对母亲来说非常重要,否则有几件事她是绕不过去的:一是裹小脚。当时,冰心的伯叔父们都觉得她该裹脚了,不裹脚哪像女孩子?谢葆璋说:“不能裹,她怕疼。我是把她当儿子来养的。”此外,读书与婚姻,都完全由她自主。

冰心与父亲图/冰心文学馆提供

在女性深受禁锢的20世纪初,这确乎是冰心的幸运。

在贝满中学、燕京大学和美国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谢婉莹都受到了基督教义的濡染。“虽然不一定能说冰心是基督徒,但她接受过洗礼,对圣经熟悉。后来文学的语言也受到影响,浓缩精炼,能用很短的文字把事理说透。但这是一份很个人化的信仰,不事宣扬,放在心里。她也几乎不去教堂。”王炳根说。

青年冰心图/冰心文学馆提供

宗教观念、泰戈尔的思想、民族文化中传统的道德,共同塑造了冰心。面对“破坏与建设时代”,她的主张始终是温和、改良的。

穷尽对社会的理解、对宇宙万物的思考后,冰心得出结论:在一切虚无、相对的变化中,唯有爱是永恒和实在。

她写过一篇名为《超人》的小说。年轻人何彬原本厌世,“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他都不爱;屋里连一朵花,一根草,都没有。冷阴阴的如同山洞一般。”世界在何彬眼中虚空,人生也毫无意思。然而因了一个叫禄儿的孩子在病中的呻吟,还有护理他的白衣女子,他念及母亲,忽然悟到:

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

留学时,身体不适的冰心在青山疗养院蛰居半年。那段日子又冷又闲,但她从友人的馈赠慰问里感受到“显然不是敷衍”的关怀。出山之后,她决定用一生来实践“将爱施于人”的承诺,于是逐渐从自己小我生活的和谐,推论到凡世间人都必须、都能够互相爱。这也正是“爱与同情”那段内心独白的由来。

冰心体

◇◆◇

冰心文学馆的一楼大厅,洁白雕塑后面是一幅看起来有些模糊的彩图,碧蓝的海水延伸到近处,类似灯塔的建筑立在礁石后。10岁上下的谢婉莹,曾经向父亲表达过“当一名灯塔守(护者)”的志愿:“晚上举着火炬,登上天梯,我觉得有无上的倨傲与光荣。”父亲有些惊诧,但并未一下打消女儿的念头,只是安慰她:“清静伟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止灯台(塔)守,人生宽广得很!”

几年后,初入北平协和校园的冰心,曾经立下当医生的志愿,但很快,一份爱好改变了她的志愿。这改变,果然成为另一种对他人的照亮。

年,谢婉莹发表了她的处女作——小说《两个家庭》,署名“冰心女士”,由此展开她绵延80年的写作生涯。

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

卧在宇宙的摇篮里。

——《繁星十四》

《繁星》甫一发表,就被她的老师周作人搬上课堂作为范本。课堂外,普通读者中也掀起了写小诗的风潮。同时代的读者燕志儁说,“心里会意的时候,就在算术书的空白上自己作一首(小诗),教员叫起来问功课,往往弄得怔怔的半晌无言。”

“那时候她的作品之畅销,就像后来的琼瑶啊,盗版风行。”王炳根说。就连她30岁时出的第一套自选全集,也是为了对付盗版。

多年后,冰心拜访灵岩寺,沿路有小僧跟随,“我读过您的书,《寄小读者》、《繁星》、《超人》。”随行记者不由惊叹作家的影响力。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梳理了多位中国作家自上世纪初到年的文学成就与特质,冰心在其中占据了4页的篇幅。夏直言,“冰心的优点并不在于感伤的说教,也不在于对自然的泛神崇拜态度,而在于她对狭小范围内的情感有具体的认识。”

她的文字还造成了一种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语体的流行。对于“冰心体”的解释基本统一为:以白话文表达为基础,吸纳了文言文、欧化表达而形成的,蕴藉而简洁、典雅而流利的语体。

她写美国女孩化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她用谢灵运的“寝瘵谢人事,灭迹入云峯。巖壑寓耳目,欢爱隔音容”形容生病期间青山疗养的生活。

爱打比方的张天翼如此评价:“作者对于修辞极其注意,她爱浸些旧文学的汁水进去,但不会使你反感,像裹过足的放了足,穿高跟鞋,也有好看的。”

回顾冰心的文学生涯会发现,她的巅峰在她刚刚冒头的那10年便已确立。成家后,漂泊动荡的迁徙生活和妻子母亲的身份,让她无暇创作。晚年,她的问题小说和散文再度获得认可,然而读者大多只记得她的《繁星》《春水》和《寄小读者》。

年,韩寒和陈丹青在一档对话节目里谈及老一代文学“大家”,称巴金“写得很差”,“冰心完全没有办法看”。如此不留情面的评语引起了巨大争议。有人附议,更多人为老作家们叫屈。

其实,对冰心作品风格和文笔的批评绝非始于此刻。

在反传统的“五四”运动中,阿英曾批评冰心是“资产阶级唯心作者”。张爱玲说过“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说得较中肯的是茅盾:

在所有“五四”时期的作家中,只有冰心女士最属于她自己。她的作品中,不反映社会,却反映了她自己,她把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没有。

近百年后的今天呢,还有多少人读冰心、爱冰心?

采访读者和学校师生时听到最多的话竟然是,“无感,没啥好说的。”学俄语的大二学生袁迦路用了“鸡汤、甜腻”来形容;高中语文老师陈罡(化名)直言,冰心的作品“太圣洁,没有人间烟火气,让人不想亲近”;00后高中生周语(化名)倒觉得冰心很厉害,在病中还惦记着给小读者写信,“读她写景的文字有一种森林大地的感觉”;80后杨柳青说,若不是采访提到,都想不起冰心的作品,但并不觉得冰心被过誉——要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里去评价。“可能那时候人们就想看看这种清新有爱的文字呢,那(名气)就是她应得的。”

读了二十多年冰心的王炳根不是没听过类似的意见,他的回答很执拗:“这是现代人的问题。心不够静。她曾经风行一时。后来人们远离她,认为她完全和时代不合拍。”

“你对她有偏爱?”

“我承认我对她偏爱。你去看看她的语言、节奏、观念,站在20世纪文学的平台上去思考。如果不保留这道亮光,它会消失的。五四时有争论,小说可以白话文,散文不可以。她却恰恰用白话证明了散文也可以。韩寒他们说的……呵,今天的人知识结构和境界远不及他们。那时的学人,古典文学、西方文学,到了可以打通的境界。他们(批评者)没有注意到冰山下的东西。”

课本

◇◆◇

不同于“五四”时期,冰心在半个世纪前和年代引发的两度阅读热潮,她的作品收入语文教材,当是一大助推。

写于年代的《小桔灯》,冰心自己并不以为出色,却成为经典。农家姑娘手里那盏微亮的、给人希望的桔灯,成了新时代文学中最富象征意味的一个道具。冰心自己撰文解释过写作此文的目的和方式:

我可以“不闻不问”这故事的前因后果,而只用简朴的“便于儿童接受”的文字,来描述在这一个和当时重庆政治环境、气候同样黑暗阴沉的下午到黑夜的一件偶然遇到的事。

福建师大刘桃桃在《冰心在玉壶》这篇论文里指出,虽然冰心的立意并不在政治,但是“文革”结束后,这篇短文能够进入教材,很大程度还是要归功于作为背景所呈现的政治立场的正确。

50年代初,冰心作品当中尚没有强调过“革命”或者主张。在早年所写的《寄小读者通讯十八》里,她说过,“我是没有主义的人,更显然的不是国家主义者。我从来不存着什么屈辱与仇视。只是为着‘正义’,我对于以人类欺压人类的事,我似乎不能忍受!”

冰心的文字简洁清丽,充满对人生、自然、他人之爱,又能用来学习基本修辞手法,所以她的篇章一直是教科书、试卷、文艺类刊物的宠儿,文章结构被总结为“描述身边事+抒情体验升华”,仿佛很容易模仿。泰戈尔、纪伯伦在中国文艺青年中的流行,也使译者和仿写者冰心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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